作者简介：孙海燕，笔名孙齐鲁，男，1978年出生，山东鄄城人。聊城师范学院(今聊城大学)文学学士、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硕士、中山大学哲学博士。现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进入21世纪，传统文化一热再热，许多具体问题也随之而来。比如，孩子究竟该不该学习蒙学读物《弟子规》，已成为让很多家长十分头疼的事情。与此相关，社会上围绕《弟子规》的争论也一直不绝于耳，各路人马的观点几乎是冰火两重天。

当代净土宗一代名僧净空法师，宣称“没有《弟子规》，你的一生努力最后都等于零”，他和弟子陈大惠、蔡礼旭等人，结合着佛教的因果报应，多次宣讲此书，感化了大批民众。复旦大学的钱文忠教授，则把《弟子规》一路讲上了央视的《百家讲坛》。他锦心绣口，循循善诱，征服了广大孩子家长的心。不少学院派学者，也肯定《弟子规》在当下国民教育中的突出意义，如当代著名儒者郭齐勇先生，就认为《弟子规》中的许多规范，是尊重他人而又自尊的体现，可以构成现代社会公德的基础。在民间积极弘扬儒学的赵法生先生，不仅肯定《弟子规》的教育效果，而且从学理上论证《弟子规》与儒家的根本精神无违，强调说“家教传统的中断和数代人的礼义缺失，才是《弟子规》走红的时代动因”。

然而，另一派人则把《弟子规》打入了十八层地狱。中山大学八十多岁的老教授袁伟时，对《弟子规》便深恶痛绝，认定此书会摧残孩子的心灵，当听说中山大学要求入学新生学《弟子规》，连称“这是大笑话”。一些弘扬国学的名人，对少儿背诵《弟子规》也深表异议。如龚鹏程先生就认为《弟子规》算不上什么儒学经典，在蒙学读物中也是最差的，即使要背诵，也轮不到它，《三字经》、《千字文》就好得多。刘梦溪等先生的意见与龚先生略同，或认为该书对孩子的束缚过多，或认为该书内容上粗浅斑驳，不足为训。

去年（2015）以来，围绕《弟子规》争议的突然加剧。事情源于一对父母不满孩子学校强制要求背诵《弟子规》，从而给当地教育局写信，对该学校提出抗议。他们声称此书是“精神雾霾”，“一股传统专制社会的腐臭扑面而来”。该信结尾还附上了首都师范大学兼职教师、全国百佳幼儿园园长王立华女士一篇题为《我们为什么反对幼儿读〈弟子规〉》的文章。该文认为“《弟子规》整体上来讲，是封建糟粕多于精华”、“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培养奴才和顺民的教科书，不适合现当代社会。当今的中国更需要民主意识、独立精神、自由精神和科学精神。”

在后来的争论中，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邵建和杨早。邵建看法是：“《弟子规》并非无瑕，但基本说来，是一本好书”，此书向孩童“提出一些待人接物的规范”，是“君子养成之基”，“读一读，真不坏”。而杨早则针锋相对，认为“想帮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追求自由、崇尚独立的公民，而不是愚忠愚孝的臣民”，就要远离《弟子规》；他同意《弟子规》是“精神雾霾”的看法，声称“反正打死我，我也不想让儿子吸收这种‘孩童长成的必要的精神资源’（邵建语）”。

在此论争中，支持读《弟子规》的学者似乎并不占优势。但那些反对的观点，也实在有太多的似是而非处。窃以为《弟子规》虽远不能与《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相提并论，但作为后者的辅助，此书通俗易懂，向儿童提一些为人待物的具体规范，“虽不中亦不远”，“其恶不如是之甚也”，自有“三百千千”等其他蒙学读物不能替代之处，对纠正我国当今儿童教育中存在的知识与规范严重失衡等问题，仍有其不可或缺的补救价值。

首先要明白，《弟子规》不过是旧时家长或师长用来教导子女、学生学习一些做人道理和礼仪规范的书之一，关于书中道理和规则，是否须要改进、如何改进都可以商榷，但我们不能上纲上线地一口咬定它是封建统治者培养奴隶和顺民的教科书。今天的小学生守则，也要求孩子要这样勿那样，难道也是在培养奴隶和顺民吗？至于有人认为此书是“父母本位”而非“孩子本位”，故压抑儿童的人性而罪莫大焉。要知道，《弟子规》的施教对象，主要是未成年的孩子（有人说大人更应该学，那是另一回事）。由于孩子的生活经验严重不足，是非感还没有形成，这时候维护家长的权威地位，甚至向孩子作一些“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价值及行为灌输仍是必要的。——大家试想，此阶段的孩子与家长发生分歧，是不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家长是对的？父母要求孩子讲礼仪，不碰电线，不玩火，不打架，难道就会造成子女的“逆来顺受”性格吗？依我看，很多家庭的现实情况是，孩子我行我素的多，逆来顺受者少。加上社会整体风气差，你让孩子学一些诸如《弟子规》中的做人规矩还怕他不肯学，或者学习效果打了折扣，何况你旗帜鲜明地反对他学。一些道理，我们自以为孩子长大了自然会懂，但性与习成，道理虽然懂了但脾气业已养成，如不是在现实中碰了壁吃了大亏，或一路有良师益友时时提醒，改变起来又谈何容易！老实说，对一个蒙学阶段的孩子，你鼓励他要追求什么人格独立、自由幸福，甚至要有批判精神等等，带来的问题恐怕更多。《弟子规》中“路遇长，疾趋揖，长无言，退恭立”、“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之类，即使有流弊，也不会妨害到孩子一生的成就。总之，在教育孩子问题上，我看毋宁抱着“宁拙勿巧，宁低勿高”的态度，宁可让孩子“迂腐”一点，也不要以追求“自由幸福”为理由，任其自以为是，甚至无法无天。

很多家长让孩子学《弟子规》，正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在人生旅途中能够抵制诱惑，少走弯路，不走邪路，做一个有规矩、有才德的君子（当然学《论语》等国学经典的目的更是如此）；这固然是在尽自己的教育责任，但终究仍是为了给孩子指一条更长远的幸福之路。一些人反对孩子学《弟子规》，往往有一种义正辞言的理由，说什么“请不要给你的孩子那么多道德绑架，孩子是独立的人，有独立的思想和人格，有追求幸福和自由的权利”之类的话。难道让孩子学《弟子规》的家长，在德行和智力上都不如孩子，故而误把儿女推进火坑，葬送了他们一生的幸福吗？或者，这些为人父母者竟抱有自私自利之心，担心儿女不给自己养老送终，于是立意要把儿女从小培养成自己的奴仆吗？我的看法是，尽管《弟子规》的少量教条存在一定问题，需要师长适当点拨，但绝大部分条目仍是儒家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可算是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修养之道。其中个别教条，如“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斗闹场，绝勿近，邪僻事，绝勿问”之类，确有某种明哲保身的意味，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儒家“直道而行”的救世精神，但这类话语极少，而在《弟子规》中出现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未成年人对复杂的社会现象尚缺乏明辨是非的判断力，也缺乏见义勇为的实际能力。而诸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当仁不让”等要求，固然代表着更高的儒家精神，但作为规矩过早地灌输给孩子却大非其宜。

遗憾的是，现代人接受了一点“自由”、“人权”、“独立”的观念，就不加节制地到处滥用。这些观念在政治生活中的价值自然不容否定，但一用到儿童教育中就可能漏洞百出。你说子女对父母“须顺承”不对，难道你要教孩子“要反抗”吗？你觉得“挞无怨”不对，难道你要孩子怨恨、报复父母吗？须知“自由”从来不是无条件的，孩子人格的独立，也是在后来成长中逐步实现的。未成年孩子听从父母师长的话，怎么就有损独立人格了？我想，蒙学阶段的孩子即使盲从父母师长，其好处也会远远大于坏处罢。

作家汪曾祺有一篇很出名的散文，叫《多年父子成兄弟》，为我们描述了一种亲近、平等、温馨的父子关系。应该承认，这种父子关系，较社会上实际存在的一般父子关系确实高出一等，是令人称羡的。篇尾“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两句话，尤其能撼动人心。这篇文章因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而影响颇大，遂成为一些父母据以反对孩子学《弟子规》的理由。对此，我们仍要指出，汪先生成长的时代虽然已是民国，其家庭也已不是那种传统的旧式家庭，但当时“父父子子”的传统人伦道德，在总体上仍然起着稳定社会人心的作用。当年主张“全盘西化”，一生在提倡自由、民主的胡适之先生，不仍然是“旧道德的楷模”吗？在那个时代，父子间多一些“没大没小”的“平等”元素，反倒让人觉得有一种稀缺可爱的“逸趣”。但倘若世变时移，当社会上的家庭人伦已是分崩离析，那便需要用另一番眼光打量了。另外，所谓“多年父子成兄弟”，在理论上固然有此可能，但这种境界，毕竟要在孩子成年之后，这只能算理想的亲子关系之“成熟”，而不应是亲子教育的“起点”。且这种父子关系，只能在极特殊的家庭氛围中才能养成。比如，像汪曾祺先生这样，有一个“绝顶聪明”、多才多艺和富有生活情趣的父亲，便不是每个孩童都能自主选择和苛求的。倘若做父母的，因为向往他所刻画的“多年父子成兄弟”的人伦境界，一开始就教育孩子要“没大没小”，那么其教育的效果，恐怕多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了。

有人或许说，西方儿童不学《弟子规》，也不像中国人这般强调顺从父母，长大后也没见得就比中国人素质低。殊不知，这正是赵法生先生所说传统文化被打倒，“家教传统的中断和数代人的礼义缺失”带来的恶果。试想，如果传统的家训，如《颜氏家训》、《朱子治家格言》之类家教精神都还洋溢在家庭教化中，今之父母又何必非要学这种根本算不上国学经典的《弟子规》呢！另须明白，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固然是好东西，但它们要同基督教等文化配合才能发生较好的作用。而我们中国文化的宗教性弱，故须要施之于儒家的道德教化，使一个人自小从道德人伦中培养敬畏之心，筑起伦理道德的底线，此正所谓“以伦理代宗教”者也。比如“孝道”这一伦理，在外国甚至完全可以没有，而在中国则不行，因为外国另有一套文化和制度来弥补代替它。你说《弟子规》违背了民主自由一定要远离，但你会让孩子学习《圣经》故事，经常带他们去教堂接受灵魂的洗礼吗？你有条件让他们学习西方社会的一系列教养吗？你能从根子上改变中国漫长的文化传统的敬长、孝道心理或者中国人的整体心理模式和文化期盼吗？因此，对《弟子规》中的许多条目，你大可以高举着“自由”、“人格”的鞭子去拷问它，但你倘若不按照上面的话去做，整个社会又会反过来骂你。实际上，仔细品味《弟子规》中“勿谄富”、“色不媚”之类的话，也并非一概无视人格独立。至于书中要孩子“谨慎”、“守信”、“友爱”、“亲仁”、“好学”，哪一项不具有正面价值，怎么一律都成“封建糟粕”了呢？

现在有类反对《弟子规》的人，在社会上特别有影响。这类人多是学术中人，具有各种“头衔”，对儒学本身也并无偏见，故常常以“行家”的身份向大众发话。但正因为学有所恃，使他们潜意识里有种“斯文在兹”的傲慢，以致眼高于顶，最看不上《弟子规》这类“低等”的蒙学著作，乃至斥之为“垃圾食品”，自己也提出一些看似高明实则不通的意见。譬如有学者主张孩子应直接从《中庸》开蒙，因为《中庸》是儒家的最高心法，孩子一旦掌握了其中的大本达道，还学习《弟子规》这类“劳什子”作什么？更有人主张孩子学国学，应直接从《周易》、《尚书》等“五经”读起，而且越早越好，并拿出“法取乎上，仅得乎中；法取乎中，仅得乎下”之类的道理予以辩护。对这些见解，我期期以为不可。当然，如果趁着小孩子记忆力好，让他们多背诵些传统经典，作为今后成长中逐步开发的人生宝藏，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但如以此作为反对孩子学《弟子规》的理由，则实在过于偏颇。这除了因为《弟子规》的内容，更符合童蒙阶段的教育规律之外。还有另一原因，那就是这些专家教授的家庭条件，往往是一般社会大众远远不能相提并论的。换句话说，即使持此类观点的学者，自身在教育孩子方面取得了这样那样的“成功”，其主张的学习方法也不具有普适性，结果可能是“贼夫人之子”。关心乡村儒学建设的颜炳罡教授指出：“儒家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在民众中的代代传承与其说是靠义理论说，不如说是靠世代相传的行为模仿，而系统的理论论说与《三字经》、《弟子规》、《朱子家训》等启蒙读物相比，在民众中的影响以及在塑造国民性方面可谓相形见绌。”我对此看法心有戚戚。有时甚至想，我们的某些学者，口口声声要弘扬国学，写了不少无人问津的专业文章，并以此崖岸自高，实际上他们对促进国家社会发展的贡献，或许反不如那些老老实实在社会基层弘扬《弟子规》的教育工作者。

有道是“上不自中庸门入，下不自方便门出”，好的童蒙教育绝不宜从《中庸》这类儒家“奥义书”入门。这不是道理上不可能，而是事实上不可能。相比于“四书五经”，《弟子规》恰恰是孩子养成良好习惯，培养德性之基的方便之门。至于文中一些道理有局限，与对成年人的要求有差距，这也是没办法的事，需要孩子在成长中不断地下学上达。比如，在家庭教育中，家长为了劝孩子努力学习，不也经常以考好的大学，找好的工作，挣更多的钱，买更多的糖果和玩具为“诱饵”吗？这种学习理由，当然是浅近自私的，但糖果和玩具对孩子而言，确实比“家国天下”的大道理更有吸引力。孩子在成长中，自然会不断超越这一思想层阶。这中间不见得一定会发生什么价值冲突。譬如孩子后来成为一名学者，他能因为小时候学了《弟子规》中的条条框框，而不接受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精神”，以致在学术研究中缺乏自主性和创造力吗？我看是断然不会的。而他在《弟子规》中学到的做人道理，却可能使他无形中受益终身。

说一千道一万，我们还是要承认，儿童教育本身是一项十分复杂的人格工程，你发掘了这种潜能，就可能无意间埋没了另一种潜能。因此选一本完美无缺的教材几乎是不可能的，最终只能是兼顾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大多数孩子的成长规律。有学者觉得《弟子规》的一些教条不高明，有流弊，那么他自己倘能撰写出一部没有流弊，并得到全民欢迎的高水平童蒙教材，我们当然乐观其成。问题是，即便有了这样的教材，孩子的家庭教育和启蒙老师仍然十分重要。家庭教育的选择余地不大，而理想的启蒙老师，不仅应该是“经师”，更应该是“人师”，只有后者才谈得上因材施教和人格感召。不然，再好的教材都会有流弊，又岂独以《弟子规》为然？

我们固然应该强调《弟子规》在现代社会中的“对治”意义，但也大可不必将其高捧为什么“国学经典”，吹得神乎其神。因为凡事“过誉”之后就容易被“黑”。老实说，近年来《弟子规》之所以受到较大的质疑，也跟一些提倡者的过度美化有关。很多民间的私塾教育机构，几乎言必称《弟子规》，将其夸大为学习国学的无上宝典。我看净空法师讲解的《弟子规》，对其中过多的因果报应内容也不以为然。这类说教，对不信佛教的人而言，恐怕只会引起反感。一些企业主引导员工学习《弟子规》，其根本目的也不在弘扬国学，不过是片面地强调文中某些“听话”的内容，以适应企业管理的需要罢了。由于目前“国学”已成为时尚，社会上也不乏打着“国学”的幌子招摇撞骗者，连“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是学着《弟子规》长大的”一类话都能说得出来。这本来是宣讲者的无知可笑，但同样会引起反对者的冷嘲热讽，以致有人认为《弟子规》流行是有什么邪恶势力在推动，它的传播完全是一场“骗局”。

让人遗憾的是，一些学者反对《弟子规》的理由，委实让人觉得不可理喻。比如，有人对古人就开始“唯学历论”，认为《三字经》的作者王应麟是进士，《弟子规》的作者李毓秀是秀才，所以后者就差得多，不该学。有人则“唯时代论”，认为原名《训蒙文》的《弟子规》出现于康熙时期，是满族统治者用来维护专制、强化奴性的代表作。也有人振振有辞地质问，倘若《弟子规》的内容真是如此重要，那么为什么孔子不写，孟子也不写？更有人对《弟子规》文字做一些低水平的指责，让人哑然失笑。比如看到文中“弟子规，圣人训”一句，他就会断喝一声：“你李毓秀不过是一介秀才，怎么能自称为圣人呢！”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想李秀才即使再狂妄，总还不至于自称圣人。这“圣人训”一句，明明是引起下文“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等孔子之言的。以上几句是《弟子规》的《总叙》，后文都分别围绕这几句话展开。到了后面的一些具体规范，如“晨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辄净手”之类，当然不可能句句都从孔子那里找资源，而是从后世“洒扫应对”等童蒙要求中作一些提炼总结。这也是《弟子规》能够较《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更适合童蒙的原因。至于有人宣称《弟子规》几乎句句是病句，自己在短短千余字的《弟子规》中找到了二百多处语病，这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弟子规》的语文虽算不上优美（此蒙学读物本不以文采见长），个别文句确属不佳，但总体上还不至于如此不堪罢。

有人看了《弟子规》，气愤愤地说，这些规矩连父母都做不到，又何必难为小孩子？这也是没头脑的话。父母当然要守规矩，当然要给孩子作表率，甚至更应该加强自身修养，身教重于言教嘛！但问题是，这毕竟是《弟子规》，不是《父母规》呀！还有人会提一些表面看来很尖锐的问题，实际上却逻辑不通，比如《弟子规》要求孩子孝敬父母，但父母是人渣怎么办？要求尊敬老师，但老师是禽兽怎么办？要求乐于助人，难道该帮助杀人犯杀人？这类人把每种普遍性道德都下放到一个特定场景中加以反对。你说人有病应该去看医生，他就说遇到庸医怎么办？总之有法子质疑你。如果此逻辑能够成立，任何道德规范都将变得不堪一击，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那么，《弟子规》是否就没问题了呢？当然有问题，但问题毕竟是程度性的，而不是本质性的。譬如，少量教条对孩子过于严格，如果引导不当，的确可能存在压抑孩子创造力的问题；又譬如，文中个别规矩，如确实不适合当今社会，讲解时要善加分辨；另外，文字上也算不上十分优美，等等。我本人固然不赞成那种采取极端方式强推《弟子规》的做法，因为这样容易引起人的反感而适得其反，但总体上却是赞成孩子学习它的。《论语》、《孟子》都可以批评，《弟子规》当然更可以批评，但我们今天的整体教育状况，已可谓百病丛生，别有更值得反思挞伐之处，还远不到大张旗鼓、吹毛求疵地批判《弟子规》的时候。顺便说一句，传统学问的真髓在于学以致用而非纸上谈兵，如仅仅把《弟子规》当作儿歌，或只是识字的入门，固然不会有什么流弊，但也违背了家长们让孩子学国学的初衷，买椟还珠了。

2016年年末，国家出台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凡是对我国传统文化不存偏见的人们，都倍感振奋与鼓舞，认为此举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相关部门更有将《弟子规》编为正式童蒙教材的趋向。但受上世纪以来激进“反传统”思潮的影响，仍有不少人认定这是“封建专制文化”的复辟，必将举起“自由”、“平等”、“民主”等旗帜加以批判与抵制。本来已饱尝争议的《弟子规》，必然会再度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