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与我国传统道德哲学
作者：杨向奎 时间：2020-05-29 点击数：
作者简介：杨向奎（1910-2000），字拱宸，河北丰润人。杨先生的研究领域横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学术领域，在社会科学领域，先生治学以史学为主，兼及哲学、经学、小学、民族文化、历史地理，代表作有：《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哲学与科学——自然哲学续编》、《引力与熵》、《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中国古代史论》、《中国屯垦史》、《西汉经学与政治》等。
我国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大家都很关心我国的文明传统。我们主张现代化，但不是全盘西化，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文明传统。我们也不是以传统为现代化，但现代化忘不了传统。传统的文明，传统的科学精神，那为真理而多辩的精神，那至高无上的道德哲学，我们有理由自豪，不失去信心而现代化。而中庸思想正是我国传统道德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庸思想之源
中庸思想之源最近几年，学术界热烈讨论“天人合一”思想的起源，在我国传世文献有源可寻。如《尚书·洪范》云：“五皇极，皇建其有极，”关于“极”之意，《诗·思文》毛传日：“极，中也。”《诗·民劳》首章郑笺：“极，中也。”而《汉书·五行志》引《传》曰：“皇之不极，是谓不建....时则有日月乱行，星辰逆行。‘皇之不极，是谓不建。’皇，君也；极，中.....不得其中，则不能立万事，失在牦悖，故其咎牦也。”
“皇建其有极”是《洪范》中的重要内容，也就是“中道”思想，所以继之云：“无偏无陂，遵王之意。....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而在《尚书·吕刑》中，也屡述在刑法中实行“中道”。如云：“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中道即后来儒家提倡之“中庸”。
“中庸”不是庸俗、圆滑，而是和谐。求得天人之间的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内容。
《洪范》和《吕刑》传统上被列为《周书》，现代学者则认为《洪范》成书很晚，当为战国之末年。这两篇书，都说来自上帝。如《洪范》说“天乃锡洪范九畴”，《吕刑》有上帝命重黎绝地天通的神话，而刑乃由“皇帝”(上帝)命伯夷降典。
来自上帝之说，被现代学者当做不经之谈。不过，根据我们对远古社会实体统治形式的研究，
认为在夏代之前，全是“神守”，即祭政合一的政权；夏代以后，神守分化出社稷守，而神守尚有孑遗。
在社稷守阶段，宗教的影响力受到抑制，世俗的王权得到加强，才是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近几年我有《论以社以方》《论基础科学》、《论<吕刑>》、《再论老子》等文，论述到这一中国古代史上的大问题，后来由吴锐整理为《论神守国》一文，刊于《齐鲁学刊》96年第1期，读者可以参看。神守、社稷守，在《国语·鲁语》有记载。我们现在判定：《洪范》属于神守，传自南正重，即申，为天大法典；《吕刑》属于社稷守，传自火正黎，即吕，为治世法典。申、吕均姜姓，属炎帝氏族。《汉书·五行志》以《洪范》为《洛书》，近代学者未予注意，以为古人之想象而已。其实《洪范》应出于夏代，非任意之说。盖“神”的时代，既知天意，必有所以示人者，遂有此书，原型必不如此，“神”只存之于心，吐之于口。写成文字，当在战国。董春秋以来，初期封建之井田破坏，宗法制亦趋崩溃，生产发达，人文学兴，于是改造神示为人间书。《天问》如此，《洪范》、《吕刑》亦如此。《天问》的改作者为屈原，而《洪范》、《吕刑》只能出于当时巫史之手。“神”为智者，为当时学术权威，故能有《洪范》、《吕刑》之雏形。两篇都倡中道，所以它们都鼓吹“三德”、“五极”。《洪范》有：“三德：一日正直，二日刚克，三日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三德之中以正直为主，有刚有柔，而求其刚柔得中。《周诰》以及虞夏书无讲三德者，乃见于《吕刑》日：“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蔡沈《书集传》，即以《洪范》之三德释此三德。《吕刑》亦讲“五极”，日：“哲人惟刑，无疆之辞，属于五极。”
此五极即《洪范》之“五皇极，皇建其有极。”发挥“无偏无颇”之中道哲学者，在刑罚中亦求中道。
通过以上讨论，使我们明白：
(1)“中庸”思想来源极古，可以追溯到夏代。(2)“中庸"思想属于炎帝体系，而不是黄帝体系。
二、 中庸思想之流
我们中华民族是炎黄之后，炎帝一支以熊为图腾，而黄帝一系以龙为图腾，各有本源。久而久之，则融合无间了。《天问》有：“焉有虬龙。负熊以游。”
这两句辞是所有注解都没有说清的疑难句，只有从炎黄两系结合、龙与熊的关系上来解释，才能解开这千古之谜。炎、黄融为一体，所以龙负熊游。至西周，炎、黄进一步融合。周人姬姓，自属黄帝系统，而周人的老祖母名姜源，西周开国重臣为吕尚，即太公望(天亡簋中之天亡)，姜固炎帝一系也。
西周之《周易》乃是炎、黄文化融合的产物，《周易》是卜筮书，其中无哲学文辞，但在易卦六爻的安排上有深意。
《周易》全卦(六画卦)六爻，三画卦下为内，上为外，以九、六代乾坤在全卦中变动卜吉凶悔咎。九五当位、六二当位是当位卦；六居五、九居二是不当位。李寿翁曾经分析其中的情况云：“以九居五，以六居二，位当之卦十有六，宜无不利；而二五辞多艰。以六居五，以九居二，位不当之卦十有六，宜有悔吝，而二五之辞多吉。盖君当用其虚中以行其刚健，臣当用刚中以行其柔顺。”(见李心传《丙子学易篇》)
过去《易经》学者以为《易》乃古之帝王用以卜吉凶，已当位要谦虚，不当位要刚健。虽然如此，当位者多元吉，如《乾卦·九五》：“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朱熹注云：“刚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圣人之德居圣人之位，故其象如此。”以九居五是圣人之德居圣人之位，是谓当位，这是“刚健中正”的位。“刚健中正”源于《易·乾卦·文言》其中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
正是圣人当位如御六龙以飞天。这种解释是儒家正统派的理解，《文言》出于儒家，它与《中庯》的思想体系彼此相应。‘又如《易·坤·六二》云：“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朱注云：“.....六二柔顺中正，又得坤道之纯者，故其德内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学习而无不利。占者有其德，则其占如是也。”
“六二”当位，故云“柔顺而中正”。《易》以乾刚而坤柔，但《文言》云：“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坤虽至柔而动刚，至静而德方，故六二之德日“直方大”。“直方大”亦坤当位后，“刚健中正”之异称也。孔子在无辞的易卦中体会到这种道德哲学，遂奉之为人间的规范行为。他曾经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夫，民鲜久矣。”(《论语·雍也》)
《中庸》一书又引孔子的话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不是乡原，孔子曾经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不得中行，或狂或狷也不要乡原。此所谓“中行”是与“刚健"结合的“刚健中正”，中正而要刚健，如《易.节卦》彖日：“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
《中庸》是子思撰述的书，正是他理解了孔子对于“刚健中正”的评价而有的著作。
《中庸》之道源自《易经》，所以子思依傍《易传》而著书。在《十翼》中，《文言》《系辞》发挥儒家的《易》理最多，而无论在义理、在文辞各方面都与上述两传相近，完全可以纳入《易传》的行列中，变作“十一翼”，而不会有“非我族类”之感。此义，宋元诸儒如李心传、朱熹、项安世、王宗传、王申子、董楷，最为理解，故多以《中庸》说《易》。
《中庸》在哲学史上完成了《大易》刚健中正的道德哲学体系，这种道德哲学是儒家的“本体论”。
本体是恒量，表现在中华民族性格上，它是“极高明而道中庸”；表现在个人身上，它也是完整的中庸之道。
在儒家本身的改造方面，它使一个以相礼为业而乞食的团体变成一个刚健中正的君子儒。
两汉以后的经师们也谈“中和”或者“中庸”，但已不是先秦儒家的刚健中正，不免偏离于和，如董仲舒、扬雄、荀悦、徐干、王通、韩愈。独柳宗元谈“大中之道"。“大中”不是“中和”，它出自《易经·大有》：“大有，元亨。”彖日：“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日“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北宋司马光也谈“中和”与“中庸”，当作至高无上的道德看，他在这方面作了尽量的发挥。宋代理学家改变了自先秦以来道德方面的命题，他们重视《中庸》，使之从《礼记》中独立出来，成为《四书》之一，是学者必读书。但他们并没有发挥《中庸》在道德哲学方面的理论，而是重视它在宇宙认识方面的说明。理学家对于自然界的认识补充了先秦儒家在这方面的缺陷。当然，理学家不是忽视道德哲学，而是使人间的道德和自然秩序结合在一起，成为新的天人之学。对于先秦儒家来说，理学是一种新儒学。
儒家本身在不断更新，所以它的影响不衰。现在，更新的儒家又在兴起了。
三、中庸思想的影响
《洪范》《吕刑》是《尚书》中的组成部分，《尚书》后来成为儒家经典。但几千年来，《洪范》《吕刑》被看作是姬周文献，我们现在认为它们是
炎帝系统的文献
，与黄帝系统的文献有别。
炎、黄两大氏族很早就已融合，宗周已是夷夏合流，此后华夏民族形成。而“郁郁乎文哉”的周，使夏商以来的传统文明发展到顶峰，为以后中华民族之灿烂文明建立了良好的基础。
西周建国之初，周公总结殷季好佚恶劳，又淫于酒的教训，警诫周人。此时之殷人与周人，两相比较，一如太阳西下，一如旭日东升。没有周公一代人创造的礼乐文明，就没有西周的文明，我们也很难想象中国传统的礼乐文明将是什么样的光彩。
而周孔之道，变作长期
封建社会中的华夏之道，华夏文明与周孔创造的礼乐文明，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这种文明陶冶了中华民族的性格。民族性格当然不同于个人性格，它是复杂的多变的复合体，但也可以作适当归纳，“中庸”应当是表现民族性格的标准。
中庸之道陶冶了我们的民族性格，我们的民族性格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是不偏不颇，保持平衡，平衡才能发展。
中国古代之所以孕育了灿烂文明，和这种思想分不开，而高明是使中庸免于乡愿的保证。
我们强调，
“中庸”绝不是平凡庸俗，它完整的定义应当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不高明不会有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不中庸不会长期稳定而守恒。我们是持之有恒的，所以我们的文明未曾中断，永远向前，这就是“中庸”。我们不走极端，平衡发展是我们的康庄大道。当然这基本上是封建社会的文明，同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它缺少科学，缺乏现代哲学，因而也缺少现代的人生观。不过，这不能归罪于中国的传统文明，文明有时代感，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内，周孔的礼乐文明所以能笼罩一切，是这种文明起源于封建社会，适应于封建社会，封建社会不断丰富了它，它也反过来丰富了封建社会。即使在封建社会内，这种文明也是几涨几落，但它们永远没有覆灭，原因很简单，
它们和中华民族的性格融成一体。
在资本主义萌芽时代，它们已经受到冲击，更进一步在五四时代——这是人们开始觉醒的时代，要超过资本主义而走向社会主义的时代，它们更是抨击对象。它们缺少“德先生”(Democracy)与“赛先生”(Science)，它们不具备这两种内容，没有这两种内容就没有现代化。封建社会的文明与文化当然过时，但周孔之道并没有完全过时，他们的道德观，他们的美学思想，有些是可以永放光芒的。有些作为人类的规范行为，可以超越阶级，超越社会而不朽。因为人是人，超越阶级和时间，应有共同的价值观及道德规范，这是高层次的规范，对于任何人都有制约，但任何人也很难完全抛弃它，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任何社会、任何时间也应当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因为
周孔的思想体系中有超越时空的价值所在，所以他们的思想与人格将永存于世！
我们不是鼓吹封建文明，这种文明和我们是隔代。祖先虽圣，何有于子孙之童昏！我们只是说在我们传统文明中有我们的精华，这精华可以隔代相传，我们应当发扬它，而不应丢弃。如果说中国五千年无足取者，非愚则妄！我的评价也许偏高，但我不是空口无凭。当我劝沈有鼎教授发挥他的智力探讨中国传统文明时，他对我说：“这我得先学你的爱国主义。”他的意思是说，我的评价偏高了，但我是有凭有据的。
以儒家经典而论，《易》与《春秋》乃儒家思想之理论源泉，这是“天人之学”，《易》代表天，而《春秋》代表人，天与人互相影响而有一系列表现。
前期儒家、史学家及后来的理学家对此都有所发挥。“中庸”实在是《易》与《春秋》之学的结合，因为它说明了“天人之际”《易经》学者之注释多本于《易传》，而《易传》乃前期儒家本孔子意旨而发挥，与《中庸》在思想上相通，而《中庸》在宋代独立出来，成为《四书》之一。我们可以这样说：“不是教主而起教主作用者是孔子，不是宗教而起宗教作用者是儒家。”
仁、诚是宇宙生生之德，作为儒家之本体，其用为刚健中正，正好是体用一元。
道德哲学是实践哲学，儒家用之以教育人民，陶冶人民的性格，使之走上“中庸”。儒家的道德哲学是实践哲学，当代的新儒家如果脱离儒家道德哲学的实践性，会失去儒家的根本精神，他们的学说也只能作为哲学教师课堂上的教材，很难称之为“新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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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哲学史》1996年第4期，选文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