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先生
三、超越功利的兴趣
下面我们讲第三点。前面我说不太赞成过早地文理分科，可是今天从教育制度上看没办法，我们就不讨论了。前两年，《中国教育报》的人来找我，一定要我给当前的教育提一下意见。我说当前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功利化，这个最不好。我不知道同学们你们怎么想，我常常说这样的话。
我们念书的时候社会上很动荡，是很困难的时期，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解放战争时期，也是相当困难的一个时期。不过我家里有饭吃，可是真是很难的，而我周围的一些同学就更难，特别是一些从外地来的同学。因为汇文中学是北京最有名的学校之一，有很多是外地来的同学，来住校的，很难，常常没饭吃。那时候在食堂里吃饭，在膳厅里吃饭都有膳团，学生自己组织，自己包伙，为什么呢？怕别人赚钱。公家不贴钱的，那时候自己出钱，还得交学费。你们知道建国以前我们在汇文中学的学费是多高么，你们猜不着的，因为是拿面粉计算的，念高中的学费是每个学期三袋半。三袋半的面粉价格是很高的，那个时候面粉是50磅，40多斤一袋，所以很困难。刚才我说到买书，我要怎么攒钱买书呢？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吃早饭，把家里给的早饭钱藏起来，到星期天就可以去买了。我买的最贵一本书我记得非常清楚，是李书华的《科学概论》。李书华是当时北平研究院的副院长，他编的一本《科学概论》，商务印书馆出版，很厚，有四五百页。那本书我在书店里看见后实在想读，实在想看，而那时候这样一本新书在图书馆里头要上架然后再借出来是很难的，时间很长。怎么办呢，那就下决心连午饭都不吃了。午饭不吃你要饿着，可你怎么能饿着呢，可以告诉大家，我有一个同学从膳堂里给我偷个窝头吃，就是这样，生活就是如此。
可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之下，我们的同学里面，虽然有时候他为了生活要去考某个学校，比如这个学校可以免费什么的，可是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过“我学哪一门东西可以生活”，没有这个思想。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太笨了，跟在座的各位不一样，我们没有过这种想法，我们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比如说我学医、学工就可以多挣点钱。我们选择专业，比如说我去学数理逻辑，完全是因为我喜欢符号，我就是喜欢这个东西，我学甲骨文也是因为我喜欢符号。
今天不然，今天的学生，你在北京找一个幼儿园的小孩，他都知道这一条，因为他爸爸妈妈早就告诉他了，你上好的幼儿园，上好的幼儿园能上好的小学等等，就是这么一套，很小就会了，在座的各位都有这样类似的经历，这是今天社会的一个特点。今天的教育跟应试的功利思想是分不开的，这是很糟的，这是很大的、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当然我自己是一个乐天主义者，我说这种事情、这种思想会在我们社会进步几十年之后逐渐消除，到那个时候大家更富裕了，就会消除。我说这就跟污染一样，污染过一段时间就会消除。如果大家不相信，我给大家讲讲我的见闻。
我在1979年的夏天第一次到美国去，是由美国的ICA，美国国际交流总署（今废）邀请去的，由美国官方出钱，我可以提一个访问计划，我要去哪里。我就找一本日本人编的国际汉学调查目录，根据这个目录，我就提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提得很成功，可是我不谈这个问题。美方说你到我们美国来，不能光看我们的大学，你总得看看我们的工业、我们的农业、我们的新闻，他给我这么要求。新闻，我去了洛杉矶时报，美国第三大报；农业，我参加了一天的农业劳动，跟着拖拉机收玉米，在美国的一个小农场里头；工业呢，就把我送到美国的匹兹堡一个卡内基钢铁厂，当时世界的钢铁大王，那是美国最早的，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钢铁厂。我过去看，一看就感觉跟在国内看到的钢铁厂完全不一样，没有污染。它中间有一个控制室，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好的视频网络设备，可是它有一个设备室，用电视探头做的，里面有好多人站着，都穿着警服，整个屋子里没有座位，你的工作就是在这里站着，站着干什么呢，看着前面的几个屏幕，屏幕上就几个烟囱，哪个烟囱如果冒烟了，你就立刻鸣警，当时他的规定就是这样的。你一进钢铁厂的大门，它旁边有一个小的人工湖，那人工湖里养鱼，写着所有鱼都是可以吃的。所以，到了一定情况下，那些有污染的东西它会消除，这就好像我们社会上一些不良的现象，如果我们进步发展之后，它也会消除。我想大家会相信我这个乐天主义的想法。
可是我们研究学术，我觉得一定不能功利化，功利化应该说是科学发展的大敌，这是不行的。我也不太赞成外国人常常说的一种说法，西方人常常说科学产生于兴趣，没有兴趣就没有科学，科学唯一的动力就是兴趣。这个说法也对也不对。他还有一套理论，说所有的科学都起源于哲学，哲学这个词philosophy的意思就是爱智，这个爱就是一种兴趣，对于智慧的爱好，这个兴趣推动了整个哲学和科学的发展。这话也对也不对。问题是什么叫兴趣，这个兴趣不是随便得来的，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是你想搞什么就搞个什么，因为整部的学术史都证明，所有的成功学术或者是科学上重要的成就，它和整个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不是说任何人有任何兴趣就可以随便选择，包括你的兴趣和你的选择也离不开当时的背景，你不可能超越。
过去大家都要读理论著作，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在刚建国的时候有一套书叫《干部必读》，这里头有恩格斯写的几封信，有一封是恩格斯给扎苏里奇的信，这篇文章在当时是所有人都要学的。这个信的内容我们今天不讨论了，可是它有很重要的一点，他说任何一种思想都有它的思想资料。我认识一种新的东西，新的东西必须要反对一种东西，对不对？可是你反对的那个东西不是你所能决定的，那是客观存在的，是历史的存在，我想大家都能明白这个道理。要不然你怎么创新，你怎么来新的东西呢？所以即便一个人的兴趣，也不可能脱离你本人的历史环境，这是脱离不了的。可是，兴趣非常重要，因为一个真正做科学工作、做学问的人，在工作里面必然有所投入，有所牺牲，而且这个牺牲可能非常之大，我想读任何学者、科学家传记的人都能看得见。
为什么我们要讲兴趣能推动学术发展，而不是功利呢？因为只有真正的带有一定超越性的兴趣，才能使你真正做到全身心地投入，这一点才是学术工作、科学工作取得成就所必需的。即使一个很小的问题，你也要全身心地投入。功利正好相反，功利的话你就要自己计较了，我干或者不干，就要计较或者歪曲是非，因为功利就会使你脱离了这个真理的标准，他就使你不能做到真正的全身心投入。这绝不是说我们做研究不要为了什么，我们做学术工作还需要有远大的、高尚的目标，而不是为了功利，功利跟这种高尚的目标一定是相反的。
我们选择一个研究题目，一个很小的问题，我觉得应该选择那些真正有意义的比较重要的问题。像搞古文字的，过去常常用胡适先生的一句话，说“认识一个字，就好像发现了一颗行星”。其实胡适先生的话不像后来大家理解的那样，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还有很多线索，不是随随便便那么说的，他只是说任何的学术工作都会给人带来很大的精神满足。从这个方面来看，当然是对的，可是不等于说，在发现和认识文字时把什么字都平等来对待。我在70年代就曾经说过，研究古文字一定要找那些最关键的字。比方说甲骨文，不到5000个字，里头真正认出来的字也就一千多个，这一千多个字里还包括那些简直不需要认的字，如一、二、三、四之类，所以，甲骨文还有很多不认识的字。可是甲骨文里更多不认识的字是人名、地名之类的，你认出来了也没有多大影响。当然认出来也好，但是那也不能算是发现了一颗行星。如果我们能解决一些这样比较关键的问题的话，那就很好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慎于选择，而选择的时候，那些功利的观点会给你带来很大的障碍和歪曲。
四、学贵创新
最后我想说的还有一点，我们研究史学和研究其他学问一样，一定要有所创新。创新听起来好像很容易，实际上非常难。我们很多人写文章，费了很大劲，几乎讲的都是前人说过的，这实际上不能叫做创新，我也不是说他抄袭。过去北师大的校长陈垣先生说过一段话：清朝的笔记都可以当奶粉用，那些笔记一条没几个字，但是拿开水一冲，就冲成一篇论文。实际上很多大家觉得很新的见解前人已经说过，这不能称为创新，创新是需要花费很大力气的。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科学上任何新的东西都天然地与过去是对立的。新？怎么才叫新呢？它一定是要否定旧的，因此创新是一定会遇到阻碍的。以前有个德国人曾经说过，一个新的东西出现每每都要经过三部曲，第一步是大家群起反对，说你不对，说你是胡说八道。因为新的东西终究是正确的，所以大家都反对肯定是不行了，第二步就折中一下，说你的观点一部分是正确的，但我还不能完全接受；第三步大家都说“你不用说了，我们就是这么认为的。”
创新是很不容易的，接下来我给大家举两个很熟悉的例子。一个是郭沫若先生，第二个就是侯外庐先生，我曾经担任过他的助手。郭沫若先生大家很熟悉，既是文学家又是政治家。他本来是写新诗的，是创造社的领导人之一，那他是怎么研究甲骨文的呢？在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在白色恐怖之下，他逃到了日本，在那种情况下当然不能公开进行革命活动，于是他开始研究甲骨文、金文。郭沫若先生虽然是研究古代的东西，但他并没有脱离当时的学术界背景。这个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在大革命时期有一个关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性质的论战，这个论战是开始于一个匈牙利人，他被第三国际送到广州，在农村做了一个调查，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这本书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他提出了一个主张：中国从来都是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一种以公社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如果中国是这样一个社会，那么它应该进行怎样的革命？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个问题在当时影响深远。随后在1931年苏联召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会得出一个结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一种特殊的封建主义。在此之后这次讨论在苏联就基本结束了，但中国还没有。郭沫若先生在1929年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本书1930年在上海出版，引起轩然大波，不仅在中国，在日本也引发了一群学者的讨论。这本书就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所以大家看到创新多么难，郭沫若先生是怎样将学术界和理论界的观点联系起来，从而产生强烈的影响，有关的问题非常复杂，这里就不细讲了。
然而在抗日战争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社会史性质的论战已经基本结束。侯外庐先生是留法学生，在法国他翻译了《资本论》的第一卷，他也是第一个将整个第一卷翻译成中文的人，而且他对于苏联当时的一些评论也加以论述，出版了《苏联史学界诸论争解答》一书。不仅如此，他还根据新发现的马克思手稿，重新解释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其他人的论点不一样。从此之后他就开始了一条新的道路：不仅研究社会史，也要研究学术思想史。他说思想和社会是分不开的。后来他出版了《中国思想通史》，现在这部书还在再版。
其他学者也是一样，他们要做一些工作来开创新局面，这就需要克服种种困难，经历种种论战。还有一点我想说，郭沫若、侯外庐先生的成就都是有传承的。他们并没有弃前人于不顾。郭沫若先生主要受王国维等的影响，侯外庐先生也曾多次对我说，他的观点大多来自章太炎先生。好了，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贡献给大家的。
文章来源|《清华简及古代文明》，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年,选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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