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肖俊(1968-)，男，江西泰和人。民建会员。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文化、比较公务员制度、比较管理文化。
萧公权与“清华学派”
萧公权这一代学者身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转型期，担负着学术文化的转型和社会现代化的重任。
金耀基认为中国现代化的目的“一是使中国能跻身世界之林，使古典的中国能够成功的参与到现代世界社会中去;二是使中国古典文化彻底更新，使中国古典文化能在未来的世界文化中扮演一重要的角色”。那一代学者所具有的这种使命感使得他们即使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也能够坚持学术研究，在20世纪的30-40年代达到了学术史的一个顶峰，不仅开创了许多新的学术领域，而且也涌现出大量优秀的研究成果。
萧公权这一代学者之所以能有如此高的成就，除因身处动荡时局而生出自觉的使命感外，与他们所具有的中西学俱佳的知识基础和融贯中西、会通古今的学术态度与方法有极大的关联性。
“自清末以来，西学东渐，西方学术传入中国，受到重视，许多学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西学的治学方法，致力于中西学术的会通与融合，因而达到了学术研究的较高水平。”可以说，会通中西是那一代学人基本的学术态度与方法。
继冯友兰之后陆续有学者讨论存不存在“
清华学派
”，以及这一学派的学术特色的问题。何兆武认为“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通常意义的所谓学派，亦即有着一致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致的主题、方向和兴趣的一个有组织的学术团体。”如果要说存在“清华学派”，那也只是在“一种共同的情趣和风貌”上而言，而这种所谓“情趣和风貌”即是指“他们都具有会通古今、会通中西和会通文理的倾向”。
王瑶基于对清华的深厚情感，从学术史的视角多次提出“清华学派”这一概念，并“指出这一学派的主要特点是
对传统文化不取笼统的`信'或`疑'的态度，而是在`释古'上用功夫，作出合理的符合当时情况的解释
。为此，必须做到`中西贯通，古今融汇'，兼取京派和海派之长，做到微观与宏观结合”。王瑶先生的说法值得推敲。信古、疑古是新文化运动前后学术界的两大对立的文化派别，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均有所偏执。
清华学派的独特之处在于“释古”，即在会通古今中西的基础上对传统作出新的解释。
这样一项工作所构成的清华学派的学术风格，既与学者们的中西知识融会贯通有关，也与他们对传统、现代、未来的思考有关，“
释古”的目的是重塑现代人的文化认同和国族认同。
在张岱年眼里，“清华学派”主要指20世纪30-40年代清华哲学系诸位哲学家所凝聚的哲学研究风格：“清华学派有什么特点呢？我认为清华学派可以说具有四个特点：第一，为振兴中华而追求真理的治学精神;第二，以逻辑分析为主要方法;第三，试图融合中西哲学思想建立具有时代精神的理论体系;第四，肯定学术与政治的区别，保持谦虚开放的思想态度。”其中冯友兰、金岳霖、张岱年都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
兼综中西思想而力图符合时代的需要
”。
比较而言，
清华的学风比北大要沉稳，建设多于批判，建构多于解构
。林毓生批评五四以来的激烈反传统思想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认为“最根本的变迁是思想本身的变迁，而所谓根本的变迁，是指这种变迁是其他变迁的源泉”，“相信思想与文化的变迁必须优先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而这种方法的哲学基础来自于儒家的一元论传统。与“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方法”相对的是“由知识而获致的解放的方法”，以严谨的学术研究、平和客观的文化态度、融通无碍的体系建构、独立自由的个体精神更新知识的系谱，实现文化转型，可视为这一方法的内涵，也是清华学派的思想内涵。
萧公权一生都在努力融合中西学术。
其《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置中国政治思想于西方政治思想的参照之下，“独辟蹊径，着力考察中国史料里丰富的政治思想史信息”，以系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结构向世界学术界展示中国独特的思想史体系，其学术史的意义与胡适撰《中国哲学史(上卷)》相类似。萧公权是否同意有所谓“清华学派”之说不得而知，但他本人从不持门户之见，也无意“创师法、立宗风”则是真。
纵览萧公权之学术，就释古与会通的学术努力而言，可以归入“清华学派”自是勿庸置疑。
萧公权与现代学术范式下的会通
陈平原在讨论戊戌与五四两代学人之间的上下限时说：“在我看来，1927年以后的中国学界，新的学术范式已经确立，基本学科及重要命题已经勘定，本世纪影响深远的众多大学者也已登场。”五四一代的学者基本已经脱离“借西学以证中学”的学术模式，进入现代学术范式，现代学术范式着重为学术而学术，强调研究的客观性，运用的是在现代学术领域被承认的方法(不完全是西方的科学方法)。
中体西用的近代学术模式在融合中西学理方面比较机械、古板，牵强比附之作比比皆是，不过是“借西学以证中学”。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西学一度凌驾于一切学术之上，对传统过度的辨疑(疑古)而表现出“以西学裁减中国文化”的学术思维，中学西学依旧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尽管运用了比较现代的实证主义方法整理国故，但还是在“以一种文化评断另一种文化”，是近代以来体用思维的延续。但是，胡适的学术意义不可忽视，在走出近代以来的以救亡为主题的学术框架的束缚方面胡适是有贡献的。胡适不赞同蔡元培“托政治于学术”的观念，他说：“我不认为中国学术与民族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若以民族主义或任何主义来研究学术，则必有夸大或忌讳的弊病。我们整理国故只是研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功夫，所谓实事求是是也，从无发扬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
理性化、客观化是现代学术的基本精神，是中国现代学术得以建立的基础。
当时另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学衡》派进入学术界之后，西学独尊的格局不复存在。有人认为这是复古思潮的出现，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从中西会通的角度看，《学衡》派是对20年代初“以西学裁减中国文化”的修正和发展，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一种学术思路。
“在我国学术史上，真正从文化的意义上展开对`中西会通'的全面系统研究，是从吴宓和`学衡派'开始的。”以吴宓为核心的归国留学生们在《学衡》的创刊号即表明其学术立场：“于西学则主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应使吾国学子，潜心研究，兼收并览，不至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他们的口号是：“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吴宓的文化理想是至为伟大的，他的的学术态度也是值得关注的：“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吾国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皆当研究之、保存之、昌明之、发挥而光大之。而西洋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亦当研究之、吸取之、译述之、了解而受用之。……今欲造成新文化，则当先通知旧有之文化，盖以文化乃源远流长，逐渐酝酿，孳乳煦育而成，非无因而遂至者。亦非摇帜呐喊，揠苗助长而可致者也。今既须通知旧有之文化矣，则当于以上所言之四者，孔教、佛教、希腊罗马之文章哲学及耶教之真义。首当着重研究，方为正道。”
现代学术中会通的态度形成与传统有关，也与当时特殊的政治局势和学术思潮有关。
“激进派的`片面掘进'式的战法把本派以外的几乎所有学人都置于传统即将毁灭的恐惧之中。其中有些人既深惧传统的断裂将导致民族的灭亡又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孱弱与不足，在两难之中他们企图重操旧法，以`中庸'为指导，吸纳西方之长以补中国之短，于是就有了`会通'派的诞生。”
中国传统的一元论思维在近代中西体用的二元思维，到现代逐渐转变为多元文化共存的多元思维，不论胡适还是吴宓，他们的学术中都体现了这种变化。
会通是当时绝大多数学人的共同态度，对于中国学术的现代转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差别只是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偏重西学多一点还是中学多一点。萧公权与吴宓私交甚好，在学术态度和文化态度上与《学衡》派比较接近。萧公权有一段话能够代表他的态度：“采中国固有之原理为基础，以西洋现代之实学为内容。惟能融旧，故吻合于国性民情。惟能铸新，故适应现代之需要。盖处二十世纪之时不精通先秦以来之学术不足为中国之思想家，不精通欧美之学术不足为现代之思想家。”
会通的一面是要尊重传统、梳理传统，使传统得到一种现代阐释。
亦即是杜赞奇所谓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萧公权尚在清华学校时，即不赞同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的做法，他“认为反对孔子的人不曾把孔子的思想与专制帝王所利用的`孔教'分别去看而一概抹煞，是很不公平的。”在撰述《中国政治思想史》时特别说明自己的观点：“吾人以为中国不特自有其政治思想，且其思想亦具有不可否认之价值。其异于欧美者不在价值之高低，而在性质之殊别。”“然平心而论，吾人不得不承认吾国先民曾发现不少超越时地之政治真理，不独暗合西哲之言，且在今日而仍有实际之意义。”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中，不仅系统阐释中国政治思想的脉络，而且时时
在西方政治思想的观照下发掘中国思想的价值
，尤其是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在《康有为研究》中，萧公权对康有为的思想贡献评价很高，其中尤其是康有为变革儒家传统的勇气和融合中西思想的大胆，通过对传统的整理，说明传统的价值，说明
传统与现代西方学术融合的可能和必要
。
会通的另一面是现代西方研究方法与中国传统研究方法的整合，
从而确立现代中国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体系和思维范式。
早期萧公权的学术研究的特色体现在两点上，一是以现代西方的政治学观点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和中国政治；一是在西方现代史学理论指导下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萧公权说：“坊间虽然已经出版了两三部《中国政治思想史》，我相信还有余地写一部根据政治学观点，参酌历史学方法，充分运用原始资料，尽量避免臆说曲解的书。”政治学的观点在中国传统中是没有的，而历史学方法也不是中国的旧史学。中国传统史学由于其鲜明的“资政”功用，使中国的史学几近于政治史料的编纂。在某些西方学者(也包括一些中国学者)看来，中国没有所谓的哲学，也没有所谓的政治思想，当然也没有“史学”。因此，系统整理中国历史材料并使之能够被现代(或者西方)学术界所接受和承认成为当时学者的一份历史责任。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从中国哲学研究本身来说不是很完美，但是它的意义在于“开风气之先”，以西方的系统观念整理中国哲学史，使中国哲学脱离了传统经学的窠臼而成为一门现代学科，就这一点而言没有人会否认它的贡献。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虽然不是最早的，但是最有系统的，在资料的占有、古代思想的现代解释、以西方思想观照中国思想方面，在当时是无出其右的。
王国维说：“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虑二者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萧公权似乎更接近王国维的看法，一再说“东方西方，各有圣人”。近现代的中国学术，“并不仅仅表现为一种政治危机和主权危机，还表现为一种知识危机和文化危机。隐藏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变迁背后的知识世界的变革和知识类型的更新，构成了一种深层的结构。”
诚然，现代社会的转型不止是政治社会体制的转型，更主要的是文化和知识的更新，而会通是文化知识更新的最稳妥的方法论基础。萧公权不是思想转型的旗手，他主要还是一位在知识转型中能够融贯中西古今的学人，在会通的学术之路上是一位具有参照意义的典范性人物。
图片来源：本编辑部原创
文章来源：原文发表在《学术界》(双月刊)2004年5月，选文有删减，文章原标题《萧公权：会通中西古今的学术典范———兼论会通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