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杨向奎（1910-2000），字拱宸，河北丰润人。杨先生的研究领域横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学术领域，在社会科学领域，先生治学以史学为主，兼及哲学、经学、小学、民族文化、历史地理，代表作有：《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哲学与科学——自然哲学续编》、《引力与熵》、《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中国古代史论》、《中国屯垦史》、《西汉经学与政治》等。

先生在北大历史系学习时，最早选修了顾颉刚先生开设的《尚书研究》课程，开始步入了研究经学和中国先秦史、古代地理学的治学道路。随后又受傅斯年先生的影响扩大了研究领域。1933年，傅先生在课堂上宣讲《夷夏东西说》时，发表了夏代兴起于西方的见解。杨先生经过钻研和辨析，撰写了《夏本纪越王勾践世家地理考实》一文刊于1935年出版的《禹贡》杂志1卷1期，提出了夏代兴起于东方的与傅先生针锋相对的论点。1936年，此作以《夏民族起于东方考》书名由禹贡学会出版，是为先生问世的第一部专著。

当时的北大，在学术上自由谈论的空气很活跃，顾傅二位大师虽都学问渊博，却都鼓励学子独立思考，百家争鸣。顾先生研治经学时，断言《周礼》与《左传》这两部古文经书都非先秦人的原著，而是西汉末年刘歆伪造之书。杨先生经过多方稽考，撰写了一系列论文，最后以《论<左传>的性质及其与<国语>的关系》的总结性宏文发表于1936年出刊的《史学集刊》第2期上，确认《周礼》与《左传》二书均非伪作。

在此期间，先生还利用与顾先生合写《三皇考》的机会，通读了总篇幅达1600本的正续道藏，并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和明史进行了初步涉猎，阅读了一批佛学和理学典籍。1940年，先生受聘至西北联合大学任教，讲授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和中国通史等课程。1942年，先生着手研究理学，开始撰写《西汉经学与政治》一书，至1945年由重庆独立出版社正式印行。此书不同意顾颉刚先生提出的“五行相克是刘歆一派伪造”的论点，辨明五行学说的首创者乃战国后期的阴阳家邹衍，与刘歆无关，此论点虽与顾先生相左，却获得了包括顾先生在内的众多老辈学者如傅斯年、董作宾等的一致好评。

先生在山东大学期间，虽然公务与政治活动及其繁忙，但仍挤出时间从事教学和科研，仅十年时光先后在《历史研究》《文史哲》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十数篇，内容涉及从先秦到清代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包括甲骨文、《周礼》研究在内的时间空间跨度极大的广阔领域。

1956年刚调入历史所，便率领一批青年亲至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作了半年的社会调查。60年代初，先生又亲领一批青年至北京明清档案馆和山东曲阜文馆会，倡议全力开发整理两地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宝藏。此两地档案的发掘整理至今仍使国内外学者终身受用不尽。

在此期间，先生除撰著出版了长达80余万言的《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外，还对理论物理中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作了些探寻，撰写了两篇文稿。

70年代末，先生以近古稀之年，又倡议创办《清史论丛》刊物，并亲任主编，此刊物与《文史哲》一样对发掘和培养人才，促进学术发展等各方面都起过引人注目的独特作用。如今，先生已届耄耋高龄，著作如林，桃李芬芳，却仍年老心青，壮心不已，笔耕不辍，时有新作问世。

综观先生近90年的人生历程凸显着一种巍巍高山、浩瀚无际的卓异不群风貌。从古人崇尚的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看，先生都业绩辉煌，交相辉映，华光四射。

以立德论，先生在大学求学时代便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1936年曾与孙以悌等发起组织以“潜社”命名的读书社，倡导读书救国。青岛解放前夕，先生是当时山东大学热情支持爱国学生运动的极少数进步教授之一。新中国诞生后，先生又是当时全山大唯一的一位最先光荣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专家学者。

以事功论，先生在行政领导和学术带头人的岗位上，辛勤劳作，日日夜夜，数十年如一日，尤其在事关发现和培养人才、系乎学术生命等战略问题上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新创议，如创办《清史论丛》并亲任主编，倡议开发历史档案宝藏，号召历史工作者重视考古和社会调查等，都堪称金声玉振、金玉良言。

以立言论，先生以60余年的时光撰写出版了专著11部和论文200余篇，总篇幅近700言。单算《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清儒学案新编》和《绎史斋学术文集》等3部局指便长达近500万字。

先生为学，务本务实，矢志不渝。博极群书，博综通贯，融会经史百家与乎西学与一炉，炉火纯青，光照天人之际，创获良多，但自己却十分虚心平静，视为固然。持盈保泰、掘进不已；爱护青年、如保赤子；奖掖后进、千方百计。在积极从事科研的同时始终不忘为国家构建人才梯队而尽心尽力。教学科研并重，比翼齐飞，乃先生无私奉献和足以师表万世的又一重要体现。

文章来源丨《文史哲》1999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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