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撮要：萧公权（1897—1981），20世纪中国政治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他是中国1948年第一批院士中仅有的两位政治学家之一(另一位是后来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钱端升先生)，也是成都燕山大学“四大名旦”之一(其他三位为陈寅恪、吴宓、李方桂)。

言论自由，世人论之审矣。其基本意义乃人类之所共喻。西人说之最详，而吾中土发明尤早。惟中西之观点不同，故立说亦遂互异。西人说言论自由多注意于个人之表现。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即认个人之良心为真理无上之权威。虽国法君令不能压倒良心，使之屈伏而发为违心之论。氏之此说实为欧洲言论自由最早之呼声，亦即西方后此言论自由之基本信条。英诗人米尔吞于一六四四年刊布《自由演讲词》一书。其中有谓：检查出版物之结果“使吾人因不能运用已有之知识而能力钝折，且使将来有关政治宗教之智慧亦遭摧残，不能再有新创。两路受攻，遂令一切学术短气，一切真理停滞”。故言论自由乃个人最迫切之要求。

“在一切自由之上，请先给我自由以思，自由以说，自由以辩，纯按良心而不受任何束缚”。约翰·穆勒于一八五九年著《自由论》一书亦谓压制言论者其本人之意见未必永远无误。如以错误之意见压制正确之言论，则此言论所含之真理必遭剥夺。如以正确之意见压制错误之言论，则其事虽似合理，而究不如任真理自力战胜邪说为更有益。盖自由辩难以外，绝无任何权威足以保障人类意见之正确也。凡此诸说大体皆就个人之观点以立论，其意在反抗国家之权威而不在保障国家之利益。

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行虽晚，而舆论早则已为先民所重视。例如厉王监谤，召公非之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又如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子产不肯听然明之言毁乡校而为之说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又如孟子论政，谓国君进退百官，必“国人皆曰贤”，然后察而用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而去之。国君判决罪刑，必“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凡此诸人皆就国家之观点以立言，与欧洲思想家所陈述显异其趣。

中西二说长短，不在其最后之结论而在其立论之据点。盖就结论言，二说实殊途同归，并主言论自由之大义。就观点及论据言，则偏重个人者理有所未通，偏重团体者较平正而寡过。吾人欲明个人自由之困难，当先知个人言论之实际。人之言论，基于意见。人之意见，源于其所受家庭社会之习染与夫学校师友之熏陶。个人自身之创造，并不甚多。众人彼此间意见之分殊亦不如寻常所想象者之大。今我发为一言，自矜为独到自由之创见。倘试平心察之，则知我所以为此言者，实缘我平日所取之习染熏陶既已如此，于是我之所言遂不得不如此。我之言论，不啻社会假口于我，为之代发。既非我所独创，亦非全出自由。言与不言之权虽操于我，而所言之内容则不知不觉间有所受之。

然则就事实言，世固无纯然出于个人之思想言论。此不徒于常人为然，即震铄古今之大思想家亦不能脱离历史之传统及社会之环境而凭空创造。妄矜自我作古者恒不免数典忘祖。夫言论思想之内容既由社会赋之个人，则个人表现之权利自当由社会操其予夺。不当禁而禁，不当发而发，其最大之利害悉由社会受之，而个人得失之关系，转较微小。吾先民由历史之经验深知国家处分言论之政策，失于过严之弊远大于失之过宽，于是发明言论自由之大义。“为民者宣之使言”，此真中国政术中至精至当之要旨也。当欧洲近世初期，人民受宗教与政治之压迫，忍无可忍，乃发为民权自由之呼声，其伸个人而抑国家，诚为势所必至，亦为理所当然。惟此皆适应时世，有为言之，自不能全合中道。及至民权宪政大昌之今日，国家与个人间不复成对立局势。个人无待于伸，国家亦不容抑。吾人除就国家观点以立说外，言论自由更无妥善之根据。

此理既明，吾人即可知言论自由范围之大小，国家有斟酌时宜而为决定之全权。在非常状态中自由之范围可以缩小，在经常状态中自由之范围当然扩大。现代民主国家，无不准此原则而行之者。若就目前之中国言，则在抗战期中言论自由可取相当之限制，在宪政期中言论自由必须取充分之保障。盖非言论自由无以宪政，非行宪政无以得言论自由。此理至显，毫无可疑。吾人惟当谨记自由之根据不在个人而在社会，则可恍然于言论为国家应尽之义务而非所享之权利，庶几能得自由之真谛而不自陷于欧洲十八世纪个人主义之误解矣。

文章来源丨萧公权文集《宪政与民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6版。文章转载自政治学人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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