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先生
徐复观（1904-1982），原名秉常，字佛观，后由熊十力更名为复观。徐复观在抗战时期曾师事熊十力，接受熊十力“欲救中国，必须先救学术”的思想，从此决心去政从学。其为学不喜形而上学的哲学，以为探讨中国文化不能离开具体平实的现实世界，着重于历史时空中展现的具体世界，在先秦两汉思想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徐复观为新儒学代表人物之一、20世纪台港澳地区极具影响力的政论家。
在二千四百多年以前，子路已经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在今日，读书在整个为学中所占的分量，当然更见减轻。可是，读书固然不是为学的唯一手段，但世间决没有不读书而会做出学问，尤其是在大学里的文科学生。所以对于青年学生而言，“应当如何读书”，依然不失为重要的发问。
我是读书毫无成绩的人，所以只有失败的经验，决无成功的经验。但从失败的经验中所得的教训，有时比从成功的经验中所得的，或更为深切。同时从民国三十六年办《学原》起，在整整的十二年中，读过各个方面、各种程度的许多投稿，也常由作者对问题的提出和解决，而联想到各人读书的态度和方法问题，引起不少的感想。这便是不足言勇的败军之将，还敢提出此一问题的原因。
不过，我得先声明一下：我的话，是向着有诚意读书的青年学生而说的。所谓有诚意读书，是恳切希望由读书而打开学问之门，因而想得到一部分的真实知识。若不先假定有这样的一个起点，则横说竖说，都是多事、白费。
首先，我想提出三点来加以澄清：
第一，读书的心情，既不同于玩古董，也不同于看电影。玩古董，便首先求其古；看电影，便首先求其新。仅在古与新上去作计较，这只是出于消遣的心情，若读书不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研究，则研究是以问题为中心，不论是观念上的问题，或是事实上的问题。问题有古的，有新的，也有由古到新的，问题的本身便是一种有机性的结构。研究者通过书本子以钻进问题中去以后，只知道随着其有机性的演进而演进，在什么地方安放得上古与新的争论、计较？
第二，“读书应顺着各人的兴趣去发展”的原则，我认为不应当应用到大学生的必修课程上面。一个人的兴趣，不仅须要培养，并且须要发现。人从生下来知道玩玩具的时候起，因生活接触面的扩大，每个人的兴趣，实际是在不断地变更修正。就求知识的兴趣来说，大学各院系的必修课程，正是让学生发现自己真兴趣的资具。假定一走进大学的门，便存心认为哪一门功课是合于我的兴趣，哪一门却是不合的，这便好像乡下人只坐过板凳，就认定自己坐的兴趣只是板凳一样。就我年来的观察所得，觉得真正用功的大学生，到了四年级，才能渐渐发现自己真正兴趣之所在。凡在功课上，过早限定了自己兴趣的学生，不是局量狭小，便是心气粗浮，当然会影响到将来的成就、何况各种专门知识，常须在许多相关的知识中，才能确定其地位与方向，并保持其发展上的平衡。所以认真读书的大学生，对大学的必修课程，都应认真地学习；并且课外阅读，也应当以各课程为基点而辐射出去。对于重要的，多辐射出一点；其次的，少辐射或只守住基点。随意翻阅，那是为了消磨时间，不算得读书。
第三，一说到读书，便会想到读书的方法；不错，方法决定一切，但我得提醒大家，好的方法，只能保证不浪费工力，并不能代替工力。并且任何人所提出的读书方法，和科学实验室中的操作手续，性格并不完全相同，因受各人气质、环境的影响，再好的方法，也只能给人以一种启示。并非照本宣科，便能得到同样的效果，真正有效的方法，是在自己读书的探索中反省出来的。师友乃至其他的帮助，只有在自己的探索工作陷于迷惘、歧途时，才有其意义。希望用方法来代替工力的人，实际是自己欺骗自己。
谈到方法，或者有人立刻想到胡适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有名口号，尤其是最近正对此发生争论。其实，假设与求证，无疑地，是科学解决问题的两个重要环节；把这两个环节特别凸显出来，也未尝不可以。但是将杜威的《思考的方法》及《确实性的探求》两部三十多万字的著作，乃至许多与此同性质的著作，简化为两句口号，这是从中国人喜欢简易的传统性格中所想出的办法。简易，有其好处，也有其坏处，我不愿多说下去。不过有一点我得加以指出，即是读书和作自然科学研究，在一下手时，便有很大的差异。自然科学的研究，是从材料的搜集与选择开始。材料只能呈现其现象于观察者之前。至于现象系如何变成，及此现象与彼现象之间有何相互关系，材料自身，并不能提出解答。于是研究者只好用假设来代替材料自身的解答，并按研究者的要求，来将材料加以人工的安排、操作，即系从事于实验，以证实或否定由假设所作的解答。
但我们所读的书，除了一部分原始数据外，绝大多数，其本身即是在对某问题作直接的解答。因此，读书的第一步，便不能以假设来开始，而只能以如何了解书上所作的解答来开始。在了解书上所作的解答遇到困难，或对其解答发生疑问，亦即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时，大体上用得到假设；但一般地说，在文献上解决问题，多半是以怀疑为出发点，以相关的文献为线索，由此一文献探索到彼一文献，因而得到解决。在此过程中，如有假设，则其分量也远不及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假设的重要。有时可能只有疑问而无假设，并且这种对文献所发生的疑问、解决，只是为了达到读书目的的过程，而且也不是非经过不可的过程；我们可能读某一部书，并不发生此类疑问，或者前人已解决了此类的疑问。如读此一部书觉得不满意，尽可再读其他的书来补充，犯不着去假设什么。
读书真正的目的，有如蜜蜂酿蜜，是要从许多他人的说法中，酿出新的东西来，以求对观念或现实作新的解释，因此而形成推动文化的新动力，在此一大过程中，分析与综合的交互使用，才占了方法上的主要地位。方法，实际即是一种操作；操作是要受被操作的对象的制约的；被操作的对象不同，操作的程序亦自然会因之而异。许多人似乎忽略了这一点，于是无意中把方法过于抽象化，不仅将文献上的求证，混同于自然科学中的实验，忽略了在中国文化中不是缺乏一般的求证的观念，而是缺乏由实验以求证的观念，并且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假设，以同样的分量移用到读书上面来，于是产生了：
（一）读书专门是为了求假设，做翻案文章，便出了许多在鸡蛋中找骨头的考据家，有如顾颉刚这类的疑古派。
（二）把考据当作学问的整体，辛苦一生，在文献中打滚，从来没有接触到文化中的问题，尤其是与人生、社会有关的文化问题。这种学者，才真是不生育的尼姑。
（三）笨人将不知读书应从何下手假设，聪明人为了过早的假设而耽搁一生。因此，我觉得胡先生这两句口号，可以有旁的用场，但青年学生在读书时，顶好不必先把它横亘在脑筋里面。
现在，我简单提出一点积极的意见。我觉得一个文科的大学生，除了规定的功课以外，顶好在四年中彻底读通一部有关的古典，以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并借此锻炼自己的思考能力，因而开辟出自己切实做学问的路。读书最坏的习惯，是不把自己向前推动、向上提起，去进入到著者的思想结构或人生境界之中，以求得对著者的如实的了解；却把著者拉到自己的习心成见中来，以自己的习心成见作坐标，而加以进退予夺，于是读来读去，读的只是自己的习心成见；不仅从幼到老，一无所得，并且还会以内己的习心成见去栽诬著者，栽诬前人。始而对前人作一知半解的判断，终且会演变而睁着眼睛说瞎话，以为可以自欺欺人。这种由浮浅而流于狂妄的毛病，真是无药可医的。
所以我觉得每人应先选定一部古典性质的书，彻底把它读通。不仅要从训诂进入到它的思想，并且要了解产生这种思想的历史社会背景；了解在这些背景下著者遇到些什么问题，他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去解决这些问题；了解他在解决这些问题中，遇到些什么曲折，受到了哪些限制，因而他把握问题的程度及对问题在当时及以后发生了如何的影响；并且要了解后来有哪些新因素，渗入到他的思想中，有哪种新情势对他的思想发生了新的推动或制约的力量，逐步地弄个清楚明白，以尽其委曲，体其甘苦，然后才知道一位有地位的著者，常是经历着一般人所未曾经历过的艰辛，及到达了一般人所未曾到达的境界：不仅因此可免于信口雌黄的愚妄，并且能以无我的精神状态，遍历著者的经历，同时即受到由著者经历所给与读者的训练，而将自己向前推进一步，向上提高一层。再从书本中跳了出来，以清明冷静之心，反省自己的经历；此时的所疑所信，才能算是稍有根据的。
自然这须要以许多书来读一部书，必须花费相当的时日，万万不可性急的。但是费了这大的力来读一部书，并非即以这一部书当作唯一的本钱，更不是奉这一部书为最高的圭臬；而是由此以取得在那一门学问中的起码立足点；并且由此知道读这一部书是如此，读其他的书也应当如此；以读这一部书的方法，诱导出读其他书的方法。钻进到一部书的里面过的人，若非自甘固蔽，便对于其他的书，也常常不甘心停留在书的外面来说不负责的风凉话，读书的大敌是浮浅，当今最坏的风气也便是浮浅。说起来，某人读了好多书，实际却未读通一部书；这才是最害人的假黄金、假古董，我过去有三十年的岁月，便犯过这种大罪过。读书有如攻击阵地，突破一点，深入穷追，或者是避免浮浅的一条途径。至于进一步的读书方法，我愿向大家推荐宋张洪、齐熙同编的《朱子读书法》。朱元晦真是投出他的全生命来读书的人，所以他读书的经验，对人们有永恒的启发作用。
(文章来源丨《东风》，第一卷第六期，195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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