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先生刚过世，台湾两大报都在头版登消息，也访问一些人谈劳先生的学术。但是，大家都还没有把劳先生学术上的特点讲出来，我就在这里分为三点讲讲。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先说说我个人跟劳先生的关系。说来很有意思，我跟劳先生曾经是同班同学，那是我们同在台大的时候。劳先生资格很老，他从西南联大、到北大，然后在台大毕业。一九五一年，我大学一年级，考进台大哲学系，哲学系的必修课有一门是心理学。劳先生是四年级，还差一门心理学就可以毕业。所以他也来上心理学，结果我真的跟劳先生同过班哪。劳先生那时能够批判老师的方法论，而我们才大一，甚么都不懂，可以想想看，我们会拿甚么分数！不过，当时我们并不认识；就是一个大教室，他坐在那里听，我们小毛头坐在后面听。劳先生的年龄，照他自己的讲法，是一九二七年，我是一九三四年，所以他应该是比我大七岁。年轻的时候，大一岁就差好远，可是到了老了以后，七岁就不是差那么远。所以劳先生七十岁以后、跟我谈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共通语言。讲甚么抗战时候的事情、淮海战役，我们都是不言而喻。

劳先生毕业后到香港，大多数的时间也留在香港。（那个时候他反蒋，一直不再来台湾。）他年纪不大的时候，已经给香港的杂志写文章，已经是个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劳先生一直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教书，影响主要在崇基。

我在台湾当然不可能跟他有什么交谈，后来到美国留学、教书，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二年，第一次到香港中文大学，之后就在南伊大和中文大学之间来来去去。所以，劳先生和我有些共同的学生，像李瑞全、关子尹、张灿辉。一九八一年，香港中文大学要我去担任讲座教授。我觉得义不容辞，去了以后，就跟劳先生是同事，同在一个系里，接触就比较多。

接下来分三个要点，讲我所理解的劳先生的学术。第一就是：怎么了解他的哲学史？劳先生写哲学史，并不只是要回顾过去发生过的、中国哲学的那些东西，如此而已。他有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以问题为主导。他要问先秦儒学的problematic是甚么，宋明理学的problematic是甚么。这是一种以问题为主导的哲学史探究。他一开始写哲学史的时候，前面就提了这一套基源问题研究法。在出版《中国哲学史》前面那两本的时候，还看不出这么大的一个特色。到了第三本出来的时候，就很不一样，所以第三卷讲宋明理学和前面的篇幅根本完全不对等。

我第二点要讲的是：劳先生跟现代新儒学的关系。劳先生以问题意识来讲哲学史的时候，完全没有意思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对儒家有特别的关注，要弘扬它的道理。他没有这个讲法，他的问题意识是：他是把普遍的东西放在前面，西方人念哲学也有他的problematic，中国哲学只是happens有某一种思路出来。从这里，你才看出他讲的基源问题，在哲学上的重要性。我们当代新儒家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唐君毅跟牟宗三。唐先生一直在香港中文大学。牟先生本来在台湾师范大学、然后东海大学，之后唐先生把他请到中文大学。当时，我们哲学界的盛事就是唐先生、牟先生、劳先生，都在中文大学。

劳先生跟新儒家的关系很密切。他在香港到处发表文章（包含学术文章和时论），其中的一个园地是《民主评论》，是徐复观主编的杂志。我们到了很晚以后才知道，他的经费是他直接从老蒋那边要来的。劳先生早期也和牟先生关系非常密切，他们两人都作中国哲学，都从康德翻转出来，所以开始的路子是合的。劳先生一开始当然是做“第一批判”（康德知识论要义），然后转到“实践理性批判”。他造了一个片语，叫做“穷智见德”，意即：你把intellectual的方面，穷尽地investigate、研究它、探究它，就会发现它有限制性，行为方面、道德方面，就不是知识能够处理的。从康德的观点就是说，知识是在现象界，可是实践理性要讲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不是逻辑、数学的范围，也不是经验科学的范围，它是要接触到本体的。在这个情况底下，康德把自由意志当作postulate，因为这是不能够证明的。（最近还有人写文章说中文多好用，西方还很难造出一个词来叫做穷智见德。）牟先生同意、并引用“穷智见德”这四个字。到后来，尤其是牟先生有些讲论出来，对劳先生有很多贬词。劳先生非常生气。劳先生跟牟先生、唐先生的关系不一样。唐先生的思路跟劳先生比较远，可是唐先生口不出恶声，谈到劳先生的话也都是正面的话比较多，所以劳先生非常感念。唐先生过世的时候，深表悼念之意，直到现在讲到唐先生也都是正面的。对于牟先生，劳先生就觉得，跟他分崩离析。

处理宋明理学是劳先生跟牟先生最大的分歧所在。从牟先生的观点看，宋明理学虽然讲的东西已经远超过先秦儒学的范围，但是，他的精神是继承的。像“理”这样一个观念，在先秦儒里面不是重要的观念，显然是受到佛家的影响。所谓“受到影响”不是说宋明理学里面，接受了任何佛家的观念。我以前曾经借用佛家里面的两个词来分别──就是“因”跟“缘”。佛家冲击宋明儒，是一种“缘”，就是逼得儒家对佛家提出来的问题要有所回应。用牟先生的讲法就很清楚，中国有所谓三教合一的传统：道家是本土的，老早从汉以后就是儒道互补。到魏晋有玄学，牟先生写《才性与玄理》；佛家的话，牟先生写《佛性与般若》，还在《心体与性体》之后。那么，基本上同的地方在甚么？就是牟先生认为中国儒、释、道三教，都认为人有“智的直觉”（intellectual intuition），这是康德不容许的，康德只能把那些东西当postulate。可是对于中国人来讲，却是不同。牟先生做大学生时已经受到熊十力的影响。冯友兰说王阳明的良知是一个假设；这是错误的，其实是一个呈现。牟先生就被这句话影响了一辈子，他是弄逻辑的，也不知道熊十力讲的中国哲学是什么，可是他这样霹雳吼，震醒了宋明以后沉睡的、理学的学脉。也就是说，当代新儒家继承的是熊十力而不是冯友兰，尽管冯友兰也在新儒学里扮演了一个角色。

劳先生和牟先生处理宋明理学，最大的分歧就在宇宙论，包括形上学。劳先生因为要排斥宇宙论，把儒家的形上学也排斥了。这一点，当然是当代新儒家绝对不允许的。彼此主要的分歧，也就在这个地方，简化来说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牟先生虽然讲天人合一，也认为儒家的天道论包括形上学和宇宙论，可是那个宇宙论并不是自然主义的宇宙论。劳先生的看法则是：他排斥自然的宇宙论，所以再进一步也不认为这个宇宙有什么本体。可是，如果没有本体，熊十力传下来那套学问整个就作废了，因为熊十力整本的《新唯识论》就是见体。（唐先生的《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是他到香港以后出的第一本大书，在既没有藏书，也没有以前的积稿，完全凭他的记忆，凭他的体证来写这本书。书中的序很重要。里面就讲，他年轻的时候写东西哲学的比较，因为《易传》里面有一句话，叫“神无方而易无体”。唐先生年轻的时候，跟冯友兰一样受新实在论（neo-realism）的影响，说中国传统的宇宙观是无体法，大家都很称赞唐先生的文字和概念。只有熊先生写信来，说你开头一句话就讲错了。唐先生年轻时很不服气，可是后来发现，他有很多病痛，西方哲学上面都找不到答案，没有解答。到最后回归到儒家的一套东西，才发现熊十力的深透。

劳先生生前一直说，他是以心性本位、心性论问题为主，认为儒家的根本问题是心性论。他的三段是这个样子。第一段是张载这些人是理本位。第二段朱熹是性本位，性理学，第三段王阳明是心本位。劳先生跟新儒家比较合辙的是王阳明的那一派。就是心性论、心本位。这一点，他跟新儒家都继承康德的先验论。牟先生讲到现代的逻辑时，形式主义（formalism）和约定主义（conventionalism），他都认为没有接触到本体；逻辑不能够光讲形式主义、讲约定主义，要讲先验主义。劳先生讲先验主义的话，跟牟先生还合；可是牟先生的天人合一，就不只是道德伦理的范围是先验，是整个形而上的天道论，后来杜维明叫做anthropo-cosmism。这跟劳先生的差异就大了。从牟先生、杜维明的观念看的话，劳先生的说法其实是一种寡头的人文主义。这么看，彼此的学术异同，就看清楚了。

我要讲的第三点是劳先生到了晚年所讲的文化哲学。他讲的文化哲学，跟一般的文化哲学不一样；我也讲文化哲学，可是我讲的文化哲学是从卡希勒（Ernst Cassirer）转出来。劳先生讲文化哲学，是从哈伯玛斯（Jurgen Habermas）那些转出来。哈伯玛斯的源头也是康德。康德的问题是这样：不能只讲先验的道德理性；道德理性要落实到人间，一定要通过文化。哈伯玛斯那些都是往下落下去，讲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eason），把重点放在程序理性（procedural reason）上面。劳先生把这个扩大了，往这边走。我跟劳先生谈，我主张把“理一分殊”，做创造性的诠释（creative interpretation）；理一是非言所诠，非解所到的，可以回到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我在这一点上面跟牟先生的重点有所不同。牟先生的重点是把道担在自己身上，做他的学生变成要传他的道。担子太重了，人家就觉得牟先生是权威主义、独断论。事实上你去看牟先生的很多思路，他绝对不是权威主义、独断论。光是中国哲学里面，他是同意讲三教合一的；并没有说儒家可以独霸一切。后来，一九五八年元旦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也讲得很清楚，光是“道统”是不够的，也要科学，吸收西方的客观的学问传统。这是要打开“学统”的新路，民主部分则不能像中国的传统，只有“治统”，没有“政统”；只有 administrative system，没有 constitutional system。

理一是不能够言诠的，讲到孔孟、程朱陆王、唐牟，已经就是分殊。为什么有分殊不同的表现呢？这就跟时代现实有关系了。我们今日人的表达，绝对跟宋明不同，宋明的表达跟先秦又不同。我在这个方面着重到：文化要落实的话，就通过卡西勒的 functional unity，文化的形式变成symbolic forms（就是 cultural forms），也就是通过文化来落实。这跟劳先生也有一些可以通的地方。大家只谈合的部份，不必去谈不合的部份。

这些就是我讲的三个重点。劳先生第一是以问题意识讲中国哲学史，第二是把宋明理学从先验的道德理性去接，然后归宗到王阳明的心性论；而新儒家是通过新的阐释的方式，去重新阐发“天人合一”跟“理一分殊”。最后，就是劳先生接上现代的哈伯玛斯跟传达理性、程序理性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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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未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