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思光先生

   劳思光(1927—2012)，台湾“中研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哲学部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及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人，台湾清华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和东吴大学客座教授。

就个人来讲，我是生在个传统文化气息浓厚的环境里。可是，如果大家如果比较熟悉我的思想的话，会发现从二十岁开始《少作集》一直对传统采取比较批判的态度，何以如此？这就和我心态的形成大有关系，我作一个自我分析就得由这说起。

从小我受的教育可说是属于两阶段之间的过渡。在我上一辈的教育是以classics为主，读经史子集这类东西，比我晚一点，受的是现代教育。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觉得看见两个世界，其中一个所强调的是我们的传统观念、价值看法，这样成为一套，也表现在当时的生活之中，可是我明白地感觉得到那些东西好像是vanishing phenomenon，正在消逝。另外一面，我接触现代文化、现代教育，又感觉到那世界本身。

还不稳定，刚刚生长的。我从童年进入青年的时代，刚好就是二次大战，中日战争的时代，面对这套情况，我从小就感受到有几个很大的矛盾现象存在，直接在生活里呈现。

很显然传统规范要和传统的social context连在一起，只要社会制度上、政治制度上有了变化，某些东西就不会继续发挥功能，就不会继续存在。有一些规范的问题，它不是形式的规范，它是涉及经验内容的，牵涉经验内容的就一定是关乎两个context，一是historical context，一个social context。在这意义上来讲，若勉强地来说这些经验的东西，都有先验的确定性，那就成了信仰的问题了。

在我少年时最早感觉的问题，正是这些传统的规范都要求普遍性，都是不能动的，但我们在社会处境中看，这些东西的普遍性已逐渐消逝。那该怎么处理这些传统规范呢？个人来讲，因为我生长在传统文化的气息里，很早就感觉到，传统规范竟究有多大效力？在什么程度上成立？若说传统规范到某个时候不成立了，又怎样说明这些道理呢？

我十几岁读中学的时候是个阶段，基本上没什么大进展。改变很多是进大学的时候。我进大学读哲学系，在选择职业的角度来看，读哲学好像是很冒险的事情。当然我家庭里的长辈倒也不在乎这，也没人干涉。可是我进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才发觉，原来在学府里面是学院的哲学，和我所关心的问题好像没什么大关系，，哲学系就要教这些。那时我一看心里就想，这些哲学家对于我之前所想的问题好像也不怎么真正关心，他们谈的关心的是学院内部的问题，我就发现讲哲学的时候好像有两种根本的态度，一是把哲学当作个game，好像下围棋一样，想到这个地方就觉很危险，若说哲学只不过是个game的话，就很糟糕了，我学这要干什么？所以我就觉得学哲学不要只看近处，多看看这个世界，各大学派对哲学怎么定位。

哲学能不能够不只是个game，要超越一个game，怎样找出这个努力的方向。等我讲philosophy beyond the game已是很多年以后了，那个时候我讲的并不是用了别人的意思，是我自己的意思。原因是，从我进北大做学生起，一直到后来我自己做研究，自己在写东西，一直下来，我并没有找到一个别人的理论可以给我证明说philosophy不是一个game的，我自己要去探索，我自己要去说，如果哲学是beyond the game的话该是怎么样。所以我从《少作集》的时代，到写《中国哲学史》这一段，philosophy beyond the game是我自己的问题，我那时候已经觉得不能够靠别人了，各家各派对哲学有不同的说法，但它并没有答复我这个问题，并不有说怎么样使得哲学不只是个game，当然到了晚期，我自己对这个问题另外有解答了。我初学的时候感觉到的是个学院性的问题，就好像我在之前感觉到的是传统规范的问题。

说到这点，就必须说几句有关我自己立场的解释。二十几岁刚到台湾，我定了一个工作的计划，既然要重新找哲学的出路，哲学应该要作什么，要答复这个根本问题，就该对几个大的哲学传统有客观的了解，所以我就把自己的工作分成几个重点，其中一个就是对中国哲学作从新做一个全面的了解，这就是我所以写《中国哲学史》的原因。在这点上讲，《中国哲学史》的写作，是我工作计划的一部分，不是说我要当个中国哲学的专家，更不是说我要当个复兴中国哲学的传统主义者。不过，那时既然做这部分工作，就跟这方面研究的朋友接触多了，这样的结果，那几年的东西给人一个印象，好像我谈的问题也正是那些“新儒学”的人谈的问题。有一些了解确实是大家都差不多的，讲这些问题，对中国文化传统做批评的时候，有些论点本来就很相像，就这原因，我很长一段时间被别人误会，说我也是属于新儒学的。

就这来说，一方面认为我是属于新儒家，与事实不合，另外一面，也跟他们注意到我作品的阶段有关系，他们注意的是我《少作集》到《中国哲学史》这一段。但到我后期发表论文在量上当然没有从前的多，事实上我《中国哲学史》写完了，这部分工作完了，我做另外一部分工作，就我自己来讲，《中国哲学史》之后的那些讲词、论文，所接触的反而是我更关心的问题，应该更能代表我哲学思考的取向，更有代表性。

再说回来。我整理中国哲学的时候，占很长的时间，就一九五几年在台湾就发表了后来在《少作集》的一些东西，一直到《中国哲学史》出现。不过这时间中我同时用力的是要清理二十世纪几个重要的学派，因为我本来在北京大学的时候就受解析的训练，同时我对Kant知识论系统用力比较早，所以开始尽管我关心的是文化规范这些问题，但在学术的、学院性的哲学来讲，我在解析方面，知识论方面做得比较多。

六九年七零年我到哈佛的时候，特别和William V. Quine，作了一个学期的regular discussion，就是要了解Quine所代表的解析思考它的细节。结果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不完全赞同Quine，可是和这次讨论使我对于解析哲学的限制更加明白，又回到我原始的问题，究竟我们价值规范是如何建立，为什么要有价值规范，要对这些很根本的问题试探着找答案的话，这答案不可能从解析哲学里找出来。可是解析可以帮忙你，使你找答案的时候步步走得严格，思想能够准确，但这是技术性的帮助，不是说它给你内容，内容从那里得不出来。

刚才说，对规范问题，对哲学是不是个Game，都是我思想发展演变中间主要的关键所在，同时我注意到，欧洲哲学界已经开始有另外一个趋势，就是所谓七零年代欧洲思想的转向。这个转向很明显的对理性主义传统有根本的怀疑，它可以说有两个来源，一个是Frankfurt school，所谓新马思想的问题，critical theory，以文化批判作为哲学的重心，顺着这来说就是对资本主义以后，所谓启明运动下来的现代文明它有非常严厉的批评，这批评中间有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工具理性”这个观念，也就是说，我们把理性看作是计算利害的能力，计算因果关系的能力，更后来讲，你所争的东西并没有合理或是不合理的问题，争的都是欲望所指的，欲望所指得到个目的，然后考虑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么来看，理性本身丧失普遍规范的功能，如果理性不过是计算利害的能力，那就归到你的欲望能不能达成，这是从Hume就留下来的一个论点。如果现代文化只是这样，那我们要讲任何的价值、要追寻文化较高的成就，一定要另外找路。

就这整个的情况来看，七十年代欧洲兴起的思潮，像Derrida他们，对启明运动下来理性主义的传统的反感，不信任，由此转出来一种广义的怀疑主义，广义的相对主义，广义的反系统主义，这套东西我们有很多名词称呼它，比较方便的大概就称作“解构”deconstructurism，这东西出现显然是对理性主义传统很大的反动，可是这问题我们也不能不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