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六九、七零年在哈佛，七五年又到普林斯顿，两度接触美国思想界的情况，感觉到除了传统文化的问题，现代文化的问题之外，也就是现代化，我们怎么学习现代化的问题，另外还有启明运动以来，它的内部有什么问题，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注意所谓critical theory，也使我感觉到，之前整个的工作都应该指向一个总的目标，就是文化哲学的改造，怎样了解文化，对文化提什么主张，怎么解释讲文化问题时所遇到的困难。

早期我可以说只是在探索这个问题，加强自己的装备，先要了解自己的哲学传统，同时想了解现代文化的传统，是准备的阶段，工作开始我就先作中国哲学的清理，当然在这之前我还作些知识论的，然后清理中国哲学，这用很长的时间。然后我把重点摆在解析哲学上面，摆在意义论上面，希望走向一个严格哲学的建构，能够建构一个严格的理论。可是这个时候我已经发现代表理性主义的传统本身受到质疑了，已经动摇。

为了这些问题，我重新做一套工作，再往前走一步，所以大概八零年以后我就集中在文化哲学改造的问题，如何重新建立文化哲学。所以如果要讲我晚期的工作或兴趣所在，从前解析的这些东西都是我的装备，用来建立一个新的文化哲学，当然我希望最后会有一个纯理论性的代表作。另外一个是处理具体文化问题，解答具体文化上的争论，清理争论的这种著作，关于面对具体文化问题所提出的特殊论点，一些方法论上的规则，方法论上的划分。纯粹建构性的东西我现在基本上只有很少的稿子，只能说基本的观念是有了，如果真正建构出来，那么我的哲学工作大概就有个交待了。

说到这里，我想对我自己做个批评。我觉得我基本治学的态度比较正常，理论一定要准确、严格，理据本身不能马马虎虎，不能为了凑一个结论另外随便去找证据，应该把结论真正摆在证据后面。我如果要提一个理论的话，一定要追问清楚，这么讲够不够准确，够不够清楚，如果不准确不清楚又该怎样修改，我会往这方向想，我不会说模糊不清的大话让你慢慢去想，我觉得我们做学问求知不应该是这个态度，求知识当然要明白，做学问就是要把东西弄清楚，不能说是比较难懂比较湖涂就更好，不应该是这个态度。

要我自己回头来检讨的话，往正面来说，我的视域一直没有封闭，是一种开放性的思维，这视域就是Gadamer的horizon，当然Gadamer的诠释学上他提出凡是有一个position就有一个horizon，你存在的话总站在一个地方，position定了你的horizon也就定了，看见多少看不见多少，但是Gadamer的理论有进一步的重点是说the fusion of horizon，我们知道在每个position上视域都有一定的限制，因此就有个相对性，我们就不可能宣称有一个绝对，可是这并不表示你永远止于这，你也可以转换position，进入其它的horizon，最后Gadamer认为horizon可以融合，就会有更高的理论效力的视域。若就这个意思来讲，我治学的过程和我基本心态是开放思维的心态，有些人觉得放弃一个perspective是很痛苦的，因为他作惯了，一切通过这个看，说起来觉得很快乐很得意，一旦换了个perspective，就觉得处处不对，觉得很辛苦，我都没有感觉到这些辛苦。

从这再推一步，我自己觉得我得到的东西其实很有限，不过自己有一个自觉足以自愉的地方，我的哲学生命是没有停顿的，换句话说我的horizon没有封闭，同时我哲学思维的动力没有停下来，我的哲学生命是没有停止的，就过程来说我穿过这层看见这么些问题做这么些工作，这些工作回去也并没有完全作成，但是我还可以继续往前走，一直到现在我自己作哲学思考，我并不觉得必须要停下来。

自己批评的话，我面对的问题确实是很大的问题，是全面性的问题，如果用Habermas晚年的理论来看，他再三地说哲学的理论不能够给哲学那么重的负担，就Kant给哲学的任务太大了，太重了，他就说哲学不应该是可以裁决一切东西的，它可以来说这些科学研究有什么意义，这些意义应该怎么发展，不是由它来判定科学内部的工作。当然我也不是要像Kant那样，以一个哲学理论把所有学问的范围都定好了，不过依然可能对哲学的期望claim，比当代的人要多得多，这可能就是我的毛病所在。不是说那些问题不值得解决，而是说能不能交到一个理论来解决。

除这之外，因为我要求的工作对于情意的成分很少，换句话说，我是强调理性思维的，当然保卫理性思维就好像Habermas的想法那样，事实上我们有一层一层的理论语言可以来作，并不是像结构的人讲那样只一层语言，那技术上我倒不忧虑，而是说，我这样做之后是不是像当年黑格尔有个同样的问题，Hegel的哲学为什么日后跑出马克思来，所谓黑格尔左派的兴起，就因为他们觉得黑格尔纯粹想这理性展开的过程，把什么都解释了，但是它没有一种实践的热情，就大家关心的人类困难，关心人类的前途或是民族的前途，这些就需要能够鼓舞、推动人的活动那股情意成分，就这成分来讲，我的理论在早年还有一点，到了中期以后，我自己说好像是越成熟，范围深度都增加了，这成分越来越没有了，当然我也可以自己预先说点辩护的话，philosophy can not do everything哲学并不是什么都做，实践问题如果不把它看做哲学问题的话，哲学就是个学问，学问就是要讲出那个理，至于理要怎么实践不一定要由哲学来推动，哲学并不是要做每一件事情的。

我已经到了衰年，一方面自己没有什么贪求，什么东西得到不得到都无所谓，所以心思很平，另一方面，有种感慨，到了衰年回头一想才觉得自己一生原来做的东西这么少，claim的东西很多，能够做到的原来这么少。不过很可能在未来所谓的学院研究工作逐渐地能够群体化，由一群一群人来做，我对学生都是这种态度，我希望他们这群人共同工作出一些东西来，往这个地方想，我自己又多了一个自娱之道了。

主编|未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