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与“共同心理”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起了最重要、最巨大的作用的，是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是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思想基础的最主要的哲人。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丰富灿烂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长期延续、不断发展的精神支柱。斯大林论民族，认为一个民族不但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而且还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4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中华民族确实具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种“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方面有其经济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有其与社会教育密切联系的思想基础。这种“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在一些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引导和培育之下逐渐形成的。而在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与“共同心理”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起了最重要、最巨大的作用的，是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
何谓文化？文化即是人类改造自然同时改变人性的一切成就。何谓心理？一般的所谓心理包括对于客观世界的正确的和不正确的认识，以及自发的和自觉的主观要求。孔子的学说对于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的形成起了别人不能比拟的深远影响。
孔子的学说何以能发生这样巨大的影响呢？这首先是由于孔子继承、总结了原始社会后期以来和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传统。我们现在看孔子，觉得他已经是年代久远了，事实上在孔子以前，中国文化已经有二三千年的漫长历史。韩非说：“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韩非子·显学》。近人或谓应作虞夏七百余岁，殷周二千余岁。）尧舜虽然是传说中的人物，但未必出于虚构。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孔子一生的工作正是对于尧舜以来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成就进行了一番系统的整理，作出了一次重要的总结。孟子称赞孔子为“集大成”，即意谓孔子总结了上古时代的文化思想。孔子的学说不是凭空提出的，而是有其深厚的历史基础。惟其如此，所以能够对后来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古代，孔子是一个继往开来的人物，一方面对于过去的文化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总结，另一方面又开创了文化发展的新局面。从孔子开始，私人讲学蔚然成风；到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盛况蓬勃兴起了。
西汉今文经学把孔子装扮为一个神人，那是历史的倒退。古文经学和历史家司马迁则肯定孔子是一个卓越的学问家。在古文经学和历史的传说中，孔子的主要工作是：“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这是东汉以来至明清时代孔子的具体形象，这是一个卓越的哲学家、教育家的形象。孔子以《诗》、《书》教弟子，保存了上古的诗歌和历史文献。孔子在音乐史上也有重要地位。“修春秋”之说，首见于孟子的言论中，近人颇有疑问，但亦不易提出有力的反证。宋代欧阳修开始怀疑《易传》不是孔子所作，但直到近代，许多史学家、易学家仍然承认《易传》表达了孔子的思想。《易传》中有先秦哲学中最精湛的辩证法。如果《易传》出自孔子，孔子的哲学观点就超越老庄荀诸子了。《礼记》的《礼运》篇有孔子谈论“大同”的记载，而“大同”是中国古代最高的政治理想。这样，在汉魏以至宋明时代中，一般学者心目中的孔子形象，确实是高大的、卓越的。
近年以来，多数哲学史家认为：《春秋》基本上是鲁国史官的手笔，《易传》是战国时期的著作，“大同”学说更是战国时期儒家的思想；关于孔子言行的最可靠的资料是《论语》和《左传》中关于孔子的记载。这样，关于孔子的资料较过去时代所承认的大大削减了。虽然如此，专从《论语》和《左传》来看，孔子仍然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仍然是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思想基础的最主要的哲人。
孔子的哪些思想观点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呢？这主要有三点。第一，积极乐观的有为精神；第二，对于道德价值的高度重视；第三，开创了重视历史经验的优良传统
孔子虽然承认天命，但不是消极地等待命运的安排，而是积极努力争取达到人力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孔子自称“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当时的隐者讥讽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同书《宪问》）。他自述自己的生活态度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同书《述而》）。孔子倡导积极有为，是非常昭著的。他还说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同书《阳货》）认为博奕比无所事事还好些，这种反对无所作为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
孔子所谓“为之”具有什么具体内容呢？他所从事的活动是什么性质的活动呢？多年以来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认为孔子在伦理学说、教育思想方面有所创新，在政治上却是保守的，属于守旧派，他一生不得志，是由于他的政治活动是违反历史发展趋势的。十年动乱时期，“批孔”、“批儒”，更指斥孔子是一个顽固的反动派、复古派、复辟狂。时至今日，这个问题须加以认真考察，分辨清楚。认为孔子守旧、保守，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看法，主要以四项历史资料为依据。(1)孔子反对三桓僭越；(2)孔子反对陈桓杀君；(3)孔子反对鲁用田赋；(4)孔子反对晋铸刑鼎。前两项见于《论语》，后两项资料见于《国语》和《左传》。多数的论者都认为当时鲁国的三桓、齐国的田氏司于革新派，鲁用田赋、晋铸刑鼎也都属于革新的措施。当时鲁国的三桓破坏了周礼，齐国的田氏进行了一些改革，晋铸刑鼎，鲁用田赋，都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新措施，这些都是事实。孔子反对这些，是否一定是顽固守旧呢？这还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当时各国诸侯大夫都从事于僭越，这是大势所趋。但这类僭越行为对于人民有没有好处呢？事实上那只是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孔子尝说：“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佾》）从宁俭勿奢的观点来反对僭越，应该是有积极意义的。田氏篡齐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春秋末年陈恒杀君，据《左传》的记载，仅仅属于权利之争，并无革命意义。孔子反对陈恒杀君，也难以断定其为反动的。后来《庄子》书中讥讽田氏代齐为“窃国者侯”，韩非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指责“田常杀君”（《韩非子》的《难二》、《说疑》），能说反对陈恒杀君就是守旧反动么？孔子反对鲁用田赋的理由是反对增税，他的主张是：“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左传》哀公十一年）。这反对增税的言论，虽然不合乎经济发展的形势，但不能说是反动的。孔子反对晋铸刑鼎的理由是“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强调了贵贱的等级秩序。这表现了反对劳动人民的倾向。但是，强调贵贱区分是先秦时代儒法诸家的共同观点。商鞅论历史的演变说：“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商君书·开塞》）法家的“贵贵”更甚于儒家。如果说法家的“贵贵而尊官”的思想在当时也还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何以继言孔子的“尊贵”言化一定是反动的呢？
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有三点：(1)为政以德；(2)君主集权；(3)反对个人独裁与大臣专权。他强调道德在政治上的作用，宣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敦敢不正？”（《论语·颜渊》）要求统治者在道德上作出表率，这确实具有深刻的意义。孔子宣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也；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也。”（同书《季氏》）这是中央集权的思想，应该说是符合春秋战国的发展趋势的。以后孟子讲“定于一”（《孟子·梁惠王》），荀子鼓吹“天下为一”（《荀子·议兵》），都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这种思想都可以说源于孔子。鲁定公问：“一言而丧帮，有诸？”孔子回答：“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论语·子路》）反对“言莫予违”，也就是反对个人独裁。孔子认为，君主虽应有最高权力，但不应个人独裁；同时大臣亦不应专权，“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同书《季氏》）。这些思想，应该说都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要求的。
过去很多人认为孔子是守旧派，或者认为是复古主义者，其主要理由之一是认为孔子拥护周礼，这个问题还需要作具体的分析。孔子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载！吾从周。”（《论语·八佾》）事实上，孔子并不认为周制是永恒的尽美尽善的。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同书《为政》）这就是说，对于周礼还应有所损益。他曾评论乐章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同书《八佾》）。从这些言论看来，所谓“吾从周”乃是在三代之中取其最近的，并非认为周制是绝对好的。孔子论仁，有“克己复礼为仁”之说（同书《颜渊》），有些人认为“复礼”即是恢复周礼，其实这是望文生义，所谓“复礼”的内容即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即视听言动无不合礼，并非复古之意。
孔子称赞子产，赞扬子产不毁乡校（《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产宣称“天道远，人道迩”，孔子主张“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孔子重礼，子产亦说过“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孔子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和子产一致的。近年以来，许多人都承认子产是进步的政治家，却认为孔子是守旧派，这是不公允的（十年动乱时期，也有人写文章评击子产，那更是完全荒谬的）。
孔子的政治活动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活动呢？《论语》中有一段记载透露了其中的信息。《论语》云：“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所谓“易之”、“与易”的“易”字是改变之意。孟子批评墨者夷之，曾说：“墨之治丧也，以薄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孟子·滕文公》上）。儒墨都是企图以其道“易天下”的。孔子一生的活动也是企图以其道易天下，企图改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这种活动固然不是革命的活动，而可谓一种移风易俗、建立理想秩序的活动。
孔子一生，“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围于陈蔡”（《庄子·盗跖》），并不是因为他是逆潮流而动，违反了历史发展的趋势，而是因为孔子所考虑的是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不易被人理解，而实际上是适应从奴隶制向封建制度转变的要求的。孔子的积极有为的精神是基本上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
孔子的积极有为的思想，在《易传》有进一步的发展。《易传》提出“刚健”、“日新 ”、“自强不息”的重要原则。《象传》说：“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提倡刚健的精神，宣扬“日新”。《象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即是勉力向上、不断提高，这是孔子“发愤忘食”精神的发展。《系辞上传》说：“日新之谓盛德。”《系辞下传》说：“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知险而不陷于险，然后为至健；知阻而不困于阻，然后为至顺。《易传》以健顺的统一为最高理想。《易传》的刚健自强的学说激励着历代有志之士奋发向上，确实起了促进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
以上论证孔子积极有为的思想态度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
其次，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是重视道德价值的观点。这种价值观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的影响更是非常深刻的。孔子宣称“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认为道德是最有价值的。所谓义即道德原则，义是内容即是仁。孔子说：“好仁者无以尚之”（同书《里仁》），仁是最高的道德规范。（在《论语》中，仁和义不同是一层次的概念。）又说：“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同书《里仁》）。安仁即安于仁而行之，利仁即以仁为有利而行之。仁者实行仁德，不是以仁为有利，而是认为仁德本身具有最高的价值。
何谓仁？仁即是“爱人”（《论语·颜渊》），亦即“泛爱众”（同书《学而》），亦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爱人”的具体意义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书《雍也》）。何谓立？立即能独立生存而不依靠别人。何谓达？达即上讲，提高。“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是自己要求成立，也帮助别人成立；自己要求提高，也帮助别人提高。这是仁的主要涵义。
所谓立就是有独立生存的能力，亦即有独立的人格。孔子肯定人人有自己的独立意志，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孔子称赞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同书《微子》），以为这是保持独立人格的最高表现。
人人具有“不可夺”的独立意志。孔子认为，做一个人，应该“志于道”（同书《述而》）。如能“志于道”，就可以达到高尚的精神境界。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同书《里仁》）。又说：“饮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同书《述而》）志于道的人，虽然生活艰苦，但能自得其乐，这是一种高尚的乐趣。孔子以为，在一定条件下，应该为了实现道德理想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同书《卫灵公》）。道德理想比个人生命更为重要。
这里包含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关系的问题。孔子承认精神生活以物质生活为基础，《论语》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富之然后才能教之，就是说，须先解决物质生活的问题，才能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从先后次序来说，富之先于教之。但孔子又认为，从重要性来讲，道德却又重于衣食。《论语》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 ，民无信不立。’”（《颜渊》）这里有两种顺序，从先后来讲，“足食”居先；从重要性来讲，“民信”最重。“民信之矣”，即政府对人民有信，人民也信任政府，这是立国的根本条件。孔子的这些观点，含有非常深湛的思想，表现了辩证思维的光辉。后来王充对孔子去食存信之说提出批评，那是不理解孔子的深意所在。总之，孔子承认精神生活需以物质生活为基础，而又肯定精神生活有高于物质生活的价值。
孔子所谓仁，是“泛爱众”的人类之爱，又是由近及远的差等之爱。仁是等级制度之下的道德原则，含有一定的阶级性。会仁并不要求消除阶级差别，而且肯定等级差别。虽然如此，仁具有反对苛政暴政的意义，要求让人民安居乐业，在历史上具有相对的进步意义。
孔子这种重视道德和精神生活的价值观，对于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深远影响，这至少表现于两个方面：第一，中国文化中存在着一个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的传统；第二，在历代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中存在着一个重视气节、刚正不屈的传统。这两者都是在孔子思想的熏陶下形成的。西方中世纪以来，宗教占统治地位，西方的社会道德是和宗教密切结合的。在中国的南北朝隋唐时代，虽然对于天神的信仰以及佛教、道教杂然并存，而占统治地位的儒学却表现了无神论的倾向。儒学亦称为儒教，但是儒教之教决非宗教之义。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这就是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经过孔门的宣传，这形成了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传统。在这个优良传统的影响之下，在士大夫和劳动人民之中，又形成了一个重视气节、操守的传统，敢于和不良势力进行坚决斗争，决不屈服于祸国殃民的恶劣势力，坚持抵抗外来的侵略，排斥一切奴颜婢膝的可耻行为。劳动人民的道德与统治阶级的道德有所区别，但是开明的士大夫和劳动人民都反对祸国殃民的行为，都反对外来的侵略，两者也有一致之处。这种崇高气节的传统也是在孔子思想影响之下萌发完成的。
章太炎说：“仲尼，良史也，辅以丘明而次《春秋》，料比百家，若旋机玉矣。”（《訄书·订孔》）这是认为孔子开创了重视历史的传统。自周初以来，设立了记言、记事的吏官，历代因之，所以中国的史书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最为丰富。这确实和孔子“删诗书，修春秋”有一定关系。重视历史经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点。
总之，孔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然而，孔子的学说，也不是完美无缺，至少有三方面的缺欠。第一，孔子“述而不作”，对于创新重视不够；第二，孔子宣扬德治，对于军事重视不够；第三，孔子推崇礼乐，对于生产劳动重视不够。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好古敏求”，重视继承发展历史的传统，宣扬、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但没有讲过鼓励创新的言论。在这种倾向的影响之下，汉代经学、宋明理学以及清儒的考据之学，都没有表现创新的精神，即不致力于自然界的新探索，亦不鼓励生产工具的新创造。
孔子曾说过：“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论语·卫灵公》）以礼乐与军旅对立起来。《中庸》云：“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这区别了南方之强、北方之强与道义之强，意谓道义之强是最高的，而北方强者之强价值较低。事实上，“衽金革，死而不厌“的强也是必需的。在儒家影响之下，中国养成了一种重文轻武的传统，这也是一个严重的不足之处。
孔子回答樊迟“请学稼”、“请学为圃”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这也是实话，但又批评樊迟道：“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这段言论表现了对农稼的轻视，也就是对于生产劳动的轻视。这是剥削阶级卑视劳动的态度。孔子是地主阶级思想家，他不如此是不可能的。这是孔子的阶级局限性。现在的中国已到达社会主义的时代，我们就可能站在新的高度对孔子思想进行正确评价了。孔子是二千多年前的思想家，我们不必苛求古人。关于孔子对中国文化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我们应有比较明确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