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图片源自网络）

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孔子是由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而奠定儒学的基础，论语是研究孔子的最可信的材料，这是得到许多人所共许的。但现代谈中国哲学史的人，几乎没有人能从正面谈孔子的哲学，更没有人能从论语谈孔子的哲学：虽然这些先生们，不像方东美先生样，公开贬斥论语，但心里并瞧不起论语。认为里面形而上的意味太少，不够「哲学」。要谈古代儒家哲学，只好从战国中期前后成立的易传下手；因为易传中有的地方开始以阴阳谈天道，并且提出了「形而上之谓道」的道，这个道才勉强有哲学的意味。但不仅论语中没有阴阳的名词，并且也不能由论语中推演出以「一阴一阳之谓道」来讲孔子仁义之道的脉络。易传中大概引有三十条左右的「子曰」，除了一条在疑似之间外，都不曾沾上阴阳观念。并且都是以道德判断行为，以行为解释吉凶祸福。这分明是把由神秘与经验，两相结合而成的易，特将经验的一面显彰出来，示人类行为以准则，这是由宗教落实到人文的显例。所以从宋儒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起，到熊师十力的新唯识论止，凡是以阴阳的间架所讲的一套形而上学，有学术史的意义，但与孔子思想的性格是无关的。有的也从中庸讲儒家哲学，因为上篇有「天命之谓性」的「天命」，下篇有「诚者天之道也」的「天道」，可以说是有哲学意味可讲的。但中庸的思想脉络，是由上向下落的脉络，是由「天命之谓性」，落在「修道之谓教」的上面，所以上篇是在「忠恕」、在「庸言」「庸行」上立足，而不是天命上立足。下篇是在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上立足，是在「人一能之己百之……」上立足，而不是在「维天之命，於穆不已」上立足。一切民族的文化，都从宗教开始，都从天道天命开始；但中国文化的特色，是从天道天命一步一步的向下落，落在具体的人的生命、行为之上。

讲中国哲学的先生们，除了根本不了解中国文化，乃至仇视中国文化，有如杨荣国之流，以打胡说为哲学者外，即使非常爱护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用功很勤，所得很精的哲学家，有如熊十力，以及唐君毅先生，却是反其道而行，要从具体生命、行为、层层向上推，推到形而上的天命天道处立足，以为不如此，便立足不隐。没有想到，形而上的东西，一套一套的有如走马灯，在思想史上，从来没有稳过。熊、唐两先生对中国文化都有贡献，尤其是唐先生有的地方更为深切。但他们因为把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弄颠倒了，对孔子毕竟隔了一层，所以熊先生很少谈到论语，唐先生晚年似乎有回转，在独立以后的新亚研究所开礼记、论语的课；但对论语的课，是由他一位学生代授。这都是受了希腊系统哲学的影响。我认为孔子表现在论语中的思想性格，合不合希腊系统哲学的格套，完全是不相干的。孔子在人类文化史中的地位，不因其合西方哲学的格套而有所增加，也不因其不合西方哲学的格套而有所减少。今日中国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要扣紧论语，把握住孔子思想的性格，用现代语言把它讲出来，以显现孔子的本来面目，不让许多浮浅不学之徒，把自己的思想行为，套进论语中去，抱着论语来糟蹋论语。孔子的本来面貌显出来了，时代对他作何评价，只有一委之於人类自身的命运。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书影

我更感到，对论语语义的了解，恰如颜渊所形容对孔子的了解一样，「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子罕)。这是颜渊直接与孔子的人格觌面时所说出的话。论语中许多语言，不是由逻辑推论出来的，不是凭思辩剖析出来的，而是由孔子的人格直接吐露出来的，所以对它的了解，也常遭到颜渊所「谓然叹曰」的问题。但我们可以先把握一个基点，以这基点作导引、作制约，才不致流於猜度乃至迷失方向。论语的基点就是与「言」相关相对的「行」。

从论语看孔子毕生所学所教的，可用一个「道」字加以概括。「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士志於道」(同上)；「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同上)；「志於道，据於德，依於仁，游於艺」(述而)；「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雍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君子谋道不忧食」(同上)；「君子忧道不忧贫」，等。因为道的概括性很大，所以在论语一书中所用的道字，有层次的不同，有方向的各异，尤以用在政治上者为多。但追到最后，都可以说是同条共贯的。道的基本性格，即是孔子思想的基本性格。

在这里，我忽然发生一种联想。希腊语中有Logos，一词本义是「语言」。但在希腊哲学及基督教神学中，得到不断地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假定希腊语中的Logos和中国语中的道，其分位约略相等，但在希腊则是由「语言」发展出来的，在中国则是由道德上行走发展出来的。中国的「道」，也有言语的意味，如论语中「乐道人之善」(季氏)者是。这种意味，虽因约定俗成，在日用语言中流行甚广，但与儒、道两家所谓道的内容相较时，则轻微得不足齿数。由此我们也可以说，孔子追求的道，不论如何推扩，必然是解决人自身问题的人道，而人道必然在「行」中实现。行是动进的，向前的，所以道也必是在行中开辟。论语中所涉及的问题，都有上下浅深的层次，但这不是逻辑上的层次，而是行在开辟中的层次；因此，这是生命的层次，是生命表现在生活中的层次。「下学而上达」(宪问)，应从这种方向去了解，否则没有意义。

熊十力与徐复观

论语上没有明说道的来源是什麼。孟子「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告子上)，孟子乃引此以为性善的主张作证。论语中孔子说「为仁由己」(颜渊)；又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是他的体验中已把握到了人生价值系发自人的生命之内，亦即道的根源，乃在人的生命之内。但此一体验，孔子尚未能在概念上加以明确化，所以当他说到性时，只能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而未尝直截指出「性善」。未尝直截指出性善，则孔子对於道，在概括上认为是客观性的，是外在性的。所以屡次说「志於道」。志即是主观向客观的追求。此客观性外在性，从论语看，可能指的是天。

天是最高道德存在的观念，春秋时代已出现；而孔子自己就曾说「天生德於予」(述而)。但从论语全部文字看，孔子对於天，只是由传统来的漠然而带有感情性质的意味。当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阳货)的时候，他都从经验现象中去把握天。以他的「无徵不信」的性格，除了对天有一番虔敬之心外，不可能进一步肯定「道之大原出於天」。因此，道的客观性外在性，主要是指的人类行为经验的积累。「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述而)的诗书礼，都是古代行为经验积累的结晶；这才是孔子所说的道的真正来源。孔子所志的道，是从行为经验中探索提炼而来，则学道的人，自必要求在行为中落实贯通下去。於是孔之所谓道，必然是「道不远人」中庸的性格，这样孔子才可发出「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呼唤；曾子才可以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正是中庸上篇的主要内容。孔子所追求的道的性格，规定了论语中所关涉到的一切道德节目的性格。把孔子的思想，安放到希腊哲学系统的格式中加以解释，使其坐上形而上的高位，这较之续凫胫之短，断鹤胫之长，尤为不合理。因为凡是形而上的东西，就是可以观想而不能实行的。

顺着上面对道的性格的理解，便立刻可以了解孔子对言与行的态度。下面简录若干材料: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此就言来说的)泛爱众，而新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

「子曰，君子欲讷於言而敏於行。」(里仁)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为之难，美之得无訒乎。」(颜渊)

孔子特别重视言与行间的距离，必使言附丽於行，不给言以独立的地位。不仅要求言行一致，而且要求行先言后，这站在希腊系统哲学的立场，是无法理解的。在希腊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辩证法，形式逻辑，正是来自广场的辩论，也即是来自独立於行之外的言。但只要想到前面所说的道的性格，便容易了解孔子对言行的态度。

所以论语上孔子对自己的反省，主要是行为、实践上的反省。这种在行为实践上的反省，即是他的「守死善道」。

较言行关系更为微妙的是学与思的关系。因为孔子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这两句意义重大的话，於是一般说孔子是学思并重，恐怕是似是而非的看法。不错，从论语看，孔子是非常重视思的，如「君子有九思」(季氏)之类。但我们要注意到，论语上的「思」，是面对某种行为，事物所应遵循的规范，这是把行为、事物与价值连结在一起之思，但从「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的话看，孔子实际重学更多於重思。孔子的本意，不是学与思并重，而是要学与思结合。孔子所说的「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这是离开了经验的思，是近於希腊哲学的冥思；由此所得出的结论，是与具体人生的距离的结论；这种思的推演愈前进，前进到形而上的领域，便脱离了人生，与人的行为不发生关系，这便不是孔子所追求的道，所以孔子断定这种思是「无益」的。在学与思不能作均衡的结合时，与其偏於思，不如偏於学。这恐怕是孔子的真意所在。希腊由纯思维所形成的哲学，在孔子面前，都会断之为「无益」。无益是指的无益於人的行为，无益於人的具体生命生活。

九州出版社2014年《徐复观全集》

我再要谈到孔子思想的系统性问题。

希腊哲学，是顺着思维法则的要求，在一个基点上，层层推演出去所形成的，这种哲学，结构谨严而系统明确，使人容易把握。

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但人在这思中的存在，有如直线放到空中的风筝。人的具体生活、行为，不可能是直线的，所以一条直线上去的风筝，再美丽也没有生命。孔子思想是顺着具体的人的生活、行为的要求而展开的，所以必然是多面性的，包罗许多具体问题的。站在希腊哲学的格套看，这种思想，是结构不谨严而系统不显著的。但孔子是要求显发具体生命中的理性，将这种理性实现于具体行为之上。孔子对道的迫切感，乃来自他对人生、社会、政治中理性与反理性的深切体认，必须以理性克服反理性，人类才能性存、发展。这是生路与死路的抉择。因此，孔子思想的合理性，不是形成逻辑的合理性，而是具体生命中的理性所展现的合理性。孔子思想的统一，是由具体生命性的展开、升华的统一；展开、升华中的层级性。这不是逻辑推理的线状系统，而是活跃着生命的立体系统。所以论语在形式上是很散漫地语言，只要深入进去，便可发现彼此间内在地密切关连，这即是孔子思想的有血有肉的统一与系统的有机体。研究孔子的人，应当把这种由内在关系而来的有机体，用现代有逻辑结构的语言表达出来，使内容的统一系统，表现为形式的统一系统。这当然是一件难事。但不可因畏难而另以一套性格不同的思想去代替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