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舒先生

作者简介：徐中舒（1898年10月15日-1991年1月9日），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192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等著名学者。在此期间，他受到王国维先生的影响，树立了“新史学”的观念。在研究过程中，将古文字学与民族学、社会学、古典文献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把王国维开创的“二重证据法”发展成为“多重证据法”，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摘 要： 人类历史最初皆以口语传诵为主，而以结绳刻契帮助记忆。春秋时代有两种史官，即太史与瞽蒙。他们所传诵的历史原以瞽蒙传述为主，而以太史记录的春秋帮助记诵，因而就称为瞽史。《春秋》书法是春秋时代史官的神圣职责，必须有当时的舆论支持以形成一种社会制裁力量，才能使乱臣贼子惧。今本《春秋》应是鲁史旧文，孔子并未加以笔削。

关键词 ： 《春秋》；孔子；瞽史；左丘明

一、《春秋》的作者

孔子作《春秋》说，首见于《孟子》，后来司马迁作《史记》即祖述其说。但《左传》只说《春秋》“非圣人谁能修之”，又说“是以君子贵之”，不能质言“圣人”、“君子”为谁。

过去学者以《鲁春秋》为鲁太史作，孔子作《春秋》即就《鲁春秋》加以笔削。其实 《鲁春秋》与《春秋》并没有什么不同 。《礼记·坊记》引用《鲁春秋》原文三处：1.子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示民有君臣之别也。《春秋》不称楚越之王丧。”2.子云：“升自客阶，受吊于宾位，教民追孝也。未没丧，不称君，示民不争也。故《鲁春秋》书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3.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以此坊民，《鲁春秋》犹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上引三条，第一条今《春秋》经文书吴楚越之王曰“子”，《坊记》作者认为即《鲁春秋》原文；第二条今《春秋》经文于僖公九年书“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于僖公十年书“晋里克弑其君卓”，前者称杀，后者称弑，似与《鲁春秋》以“杀”字连贯下文不同，案此弑字当出后人所改，公羊本《春秋》经文“杀其君之子奚齐”的杀字亦改作弑，监本则仍作杀而读为弑，可见此两弑字皆非《春秋》原文；第三条今《春秋》经文于哀公十二年书“孟子卒”，完全与《鲁春秋》同。

《韩非子·内储说上》也引用《鲁春秋》一处：鲁哀公问于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陨霜不杀菽。'何为记此？”仲尼对曰：“此言可杀而不杀也，夫宜杀而不杀，桃李冬实；天失道，草木犹犯干之，而况于人君乎!”今《春秋》经文僖公三十三年下有“冬十二月陨霜不杀草李梅实”一条，《韩非子》所引“草”作“菽”，当涉下文定公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而误。周之十二月为夏历十月，菽早已刈获，不应有不杀菽之事。周之十月为夏历八月，正菽届熟之时，周十月陨霜杀菽则为灾，十二月陨霜不杀草亦失常，故均记之。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也说：“‘菽’当作‘草'，下云：‘草木犹犯干之'，承此而言，明菽为草之讹。……前经注(案指《韩非子》旧注)引正作`草'，明注所据之本尚未误。”

如上引《坊记》和《韩非子》所称《鲁春秋》，皆与今本无异，可见 《鲁春秋》并未经过孔子笔削。

《春秋》是鲁国国史，不是孔子家传，而今《春秋》经文一本(公羊、谷梁本)记孔子生年，一本(左氏本)记孔子卒年，孔子如作《春秋》，记自己的生年是不是恰当呢？他又怎能预知自己的卒年呢？《论语》称孔子“信而好古”，又说孔子“述而不作”，这都和作《春秋》之说不合。

《春秋》原是朝报邸抄一类的原始记录，是鲁太史世代相续按年、时、月、日秉笔登记的档册。鲁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晋韩宣子聘鲁，在鲁太史处见到此书。《春秋》终于获麟或孔子卒(公元前481年或479年)，其间尚有60年的历史还要鲁太史继续编写，孔子哪能取未曾公布的国史擅加笔削呢？

《春秋》应是鲁史旧文 ，其中如“郭公”、“夏五”之类，都保存了原来的缺简，但在长期转写流传中也难免没有一点改动。《公羊传》说：“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春秋》旧文“雨星不及地，尺而复”，语词冗赘，今《春秋》经文“星陨如雨”，也只在修辞方面加以润色，并无微言大义可言。至如《春秋》记孔子生卒，这必然是出于孔子弟子之手。 据此言之，司马迁说“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就完全是虚构之词了。

二、春秋时代的文献资料

人类历史最初皆以口语传诵为主，而以结绳刻契帮助记忆。春秋时代我国学术文化虽有高度发展，但有关历史的传习，也还未能脱离这种原始形式。当时有两种史官，即 太史 与 瞽蒙 。他们所传述的历史原以瞽蒙传述为主，而以太史记录的春秋帮助记诵，因而就称为瞽史。所谓“史不失书蒙不失诵”，即史官所记录的简短的历史，还要通过瞽蒙以口语传诵的方式逐渐补充丰富起来。这在人类历史上，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瞽蒙传诵的历史再经后人记录下来就称为“语” ，如《周语》、《鲁语》之类，《国语》就是记录各国瞽蒙传诵的总集。因此记录孔子遗言，就称为《论语》，记录古代传说故事就称为“说苑”，后来禅宗和理学有“语录”，小说有“话本”皆以语录“语”、“话”得名。《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有“教之春秋”、“教之语”之说，“春秋”和“语”就是当时各国普遍存在的历史文献。

瞽蒙是乐官，同时也传诵历史或歌唱史诗，后来瞽蒙失职，他们还要以说史方式在民间说唱故事。南宋陆游诗说：“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瞽蒙说史，从春秋迄于近世，一直是他们社会分工的职业。

《左传》相传为左丘明作。司马迁称左丘明为鲁君子，又称其失明或无目。左丘明以左丘为氏，省称为左氏，古代只有贵族称氏，君子也是封建社会君主等级制下各级君主子弟的通称，他们都是当时的贵族。据此言之，左丘明并不是一般的乐工， 他出身于鲁国贵族，同时也是最有修养的瞽史。

左丘明大约与孔子同时。《论语》说：“巧言、足恭、佞色，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寻绎《论语》词意，左丘明传诵历史，对于历史人物评价是孔子所同意的。孔子丰富的历史知识，主要是从这方面来的。《论语》记载孔子与太师挚、师冕、击磬襄都有往还，就是很有力的说明。《左传》和《国语》所依据的资料大部分都应出于左丘明的传诵，所以司马迁说鲁君子左丘明“成《左氏春秋》”，又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他将此两书作者都归之于左丘明，在传授的系统上应该是有根据的。

如说孔子作《春秋》，孔子时代这些瞽史传诵的历史还没有笔录成书，《鲁春秋》之外孔子又依据什么资料进行笔削呢？

三、孔门两部重要经典

《诗经》和《春秋》是孔门两部重要经典。《诗经》是孔子生存时代得自鲁太师，《春秋》是孔子没后孔门弟子得自鲁太史。

孔子时代《诗经》除《商颂》外，都是周部族内部经常演奏的乐章。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为《周南》、《召南》犹正墙面而立”；当时诸侯燕飨及乡人饮酒，宾主酬答，无不歌诗以见志，不学诗就不能歌咏诗篇表达自己的意愿；不为《周南》、《召南》就要孤立于部族之中，也与正墙面而立无异。 孔子时代诗在周部族间还要经常发挥兴、观、群、怨的作用，使部族内部意志情感得到通畅和鼓舞，这是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社会生活中必须学习的经典。

战国时代社会各方面都起了显著的变化。首先是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使周部族中两个最大的霸国亡国绝世了。 当时各国扩充兵源行乘马法，使春秋时代的千乘之国转瞬之间就成为万乘之邦 。过去不服兵役的野人，现在也与国人同服兵役，因此部族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也不复存在了，《诗经》在这样新环境下还能发生什么作用呢？

孔子对于《诗经》曾经作过一番整理捍卫工作。《论语》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对于鲁、卫从西周传来的雅、颂，曾用卫乐校正鲁乐，孔子为捍卫雅乐，对于新起的郑声就深恶痛绝地大声疾呼说：“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他又正告当时有国有家者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孔子以郑声比于佞人，比于利口覆人邦家，后人谓郑、卫之声为亡国之音，即本孔子此说。郑、卫新声代兴，古乐沦亡，已是当时不能避免的趋势。《乐记》说：“魏文侯……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正说明了这一个无情的事实。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已经是不能改变的事实了。

鲁哀公时礼坏乐崩，太史和乐官相继离开鲁国散游四方。《论语》称：“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同时，孔子弟子在鲁国找不着出路，也纷纷地去游说诸侯。《史记·礼书》说：“仲尼没后，受业之徒沈湮而不举，或适齐楚，或入河海。”同书《儒林传》说：“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孔子生存时代与鲁国的太史和乐官经常都有往还，乐官职掌的诗篇既已成为孔门传授的经典，孔子没后鲁国官府典籍开始丧亡，孔子弟子又与太史和乐官相偕去国，《春秋》继《诗经》之后成为孔门传授的经典，也应是孔子弟子责无旁贷之事。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 《春秋》古文经终于孔子卒，这也说明《春秋》的流传，必在孔子既没古乐沦亡之后。

四、《春秋》书法与孔子遗教

《春秋》书法是春秋时代史官的神圣职责。齐太史为了直书崔抒弑君之罪，就前后相继以身殉职。书法也必须有广大的舆论支持形成一种社会制裁力量，然后才能使乱臣贼子惧。今《春秋》经书赵盾弑君，崔抒弑君，完全出自晋、齐太史的书法，有晋、齐两国舆论的支持，因此，鲁太史才同意转录于《鲁春秋》中。同例，《竹书记年》中有许多书法和《春秋》相同，也应是魏史作者审知鲁太史的书法有鲁国舆论的支持，因而才转录于《纪年》中。据此，可见书法是代表大多数人的舆论，而不是某一人的私意。若说孔子作《春秋》仅取以往的历史陈迹而加以笔削，这样的“死后是非”，又有什么用处呢？

孔子正名思想与“兴灭国继绝世”的主张，都是为西周以来君主等级制服务的。这和《春秋》的褒贬书法是有共同的基础的。

孔子时代《春秋》的历史问题以及当时人物评价，已为孔门教学的一项主要内容。如《论语》、《左传》所载：礼乐征伐所自出、鲁政下逮、晋铸刑鼎、子产政绩，皆有所论列，而对于管仲的评价，更不厌其烦地从各方面加以分析。 孔子没后，孔门弟子要系统地总结孔子遗教为当前政治服务，有了《春秋》这样的简明提纲，那就更为深切著明了。

春秋战国时代是封建社会的君主等级制开始向君主集权制(专制主义)过渡的时代，孔子要恢复君主等级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实际上这个局面更符合专制主义的要求。秦汉以后，孔子受到历代专制帝王的尊崇，这绝不是偶然的。

文章来源：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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